文 | 陈胜前

人之为人的里程碑：

直立行走与积极狩猎

区别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标志有两个：直立行走与积极狩猎。前者是体质上的，后者是行为上的，二者毫无疑问是密切相关的。

直立行走是一种有效的运动方式，尤其在长距离上，人比马毫不逊色。人类正是通过这个能力去追踪猎物，人可以边走边吃东西，只要让动物不能进食，就能成功。直立行走还有助于避热，直立姿势下，人暴露在烈日中的面积最小，受到地表的热辐射也最小，还能吹到高处更凉爽的风。人主要通过出汗来散热，直立姿势可以减少对于水的需要，在干旱季节水是各种动物竞争的资源，减少竞争就等于增加了生存机会。正是因为这个优势，人类可以利用白天这个其他食肉类动物很少利用的生态位，这些动物大多在早晚较凉爽的时候捕猎。人类能够成为狩猎者，时间窗口功不可没。

直立行走解放双手，让人腾出手来搬运东西，还有更重要的事：制造与使用工具，使用武器，屠宰动物。通过手，人还可以边走路边吃东西。

直立让人具有更高的姿态，有利于瞭望观察，及时发现猎物，发现危险。高的姿态还可以威胁其他动物，大猩猩发怒时站立起来猛捶胸部就是威慑对手，还有利于采摘果实。凯文·亨特（Kevin Hunt）研究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化石，认为这个物种并不擅长直立行走，却适合站立，可能就与采摘果实有关。

直立行走不仅解放了手，也解放了大脑。直立姿势的完善，让人的大脑直接落在脊柱上，头部不再需要强大的肌肉群来牵引，与之相应，附着肌肉的骨脊也就不需要了，这就为大脑的扩充创造了条件。同时，直立行走作为有效的避热方式，与出汗降温的方式一起，避免人类大脑温度过高，也有利于大脑容量的扩大。

直立行走还有社交的好处，人类面对面进行交流，通过手势、姿势、表情以及语言来传播信息与表达情感。人类推心置腹的交流能力对于社会群体的维持与扩大，群体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人类正面特别是柔软的腹部，其实相对脆弱，面对面的交流需要更多的相互信任。人类高度的社会性也有直立行走的原因，而社会协作能力自然也是狩猎所需要的。

绝大多数学者对直立行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但是对狩猎的意义则有较多的争论。比如写《第三种猩猩》《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认为狩猎的意义并不怎么大，他所看到的当代狩猎者一辈子也没有打多少动物，人们主要的食物还是植物性的。女权主义者更是认为强调狩猎是当代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有意贬低女性的贡献。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狩猎过程，如果说狩猎就是杀死动物，那么男性的确居于主导地位，但如果把狩猎理解为发现、追踪、围捕、杀死、屠宰、处理骨肉皮毛的整个过程，那么女性实际是参与大部分活动的。

狩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吃肉，尽管人类不是食肉者，也没有哪个民族的肉食比例超过饮食的40%，但是没有肉食，可能就没有现代人类。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与安德鲁·辛卡莱尔（Andrew Sinclair）1971年就提出，食草动物体内的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是人类脑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物质，人类脑容量的扩大与狩猎有很大关系。

人类进化过程中脑容量在不断扩大，与之相反是肠胃的缩小。人类的肠胃只有同等大小灵长类的60%，但是小肠占三分之二，接近食肉类；而大猩猩之类的大猿，其小肠占不到三分之一。一般来说，素食动物因为需要消化与解毒，往往需要复杂的肠胃，比如反刍动物。当然，吃肉的成本就是狩猎活动的体力高消耗，另外，人类大脑是个高耗能器官，没有高能量的肉食，无法弥补能量的不足。

从食物能量的密集度上来讲，单位肉食的能量要高于素食。追求高能量食物也是人类的进化策略，肉食也扩大了人类的食谱范围，有助于人类的生存。

还有研究证明，肉食是季节性环境的需要，如在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上（这是人类早期起源的景观），旱季食物竞争激烈，像狒狒这种动物不得不更加杂食，包括食用植物的地下根茎以及肉食。早期人类如南方古猿纤细种缺乏食用粗糙素食的强有力的下颌，可能不得不更多地吃肉，相比而言，南方古猿粗壮种更多吃素。

狩猎对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不是什么难事，现在的研究发现，黑猩猩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次狩猎，对象包括红疣猴、小野猪与小羚羊。黑猩猩从不吃死动物。所以对人类祖先而言，狩猎是完全可能的事。黑猩猩的狩猎更多是一种本能，而人类则是将其发展成一种有意识的活动。

直立行走后，人类占据了白天的生态位，这是其他食肉类动物很少利用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人类狩猎时不容易与它们发生竞争。

直立行走在开阔地带无疑是危险的，早期人类可能像现在的狒狒，采取群体防卫的策略，这种策略为集体狩猎提供了社会力量的支持。同时工具行为的发展，为成功的狩猎提供新的保证。总体来说，狩猎对早期人类是可行的。

贺兰山岩画 来源：雅昌艺术网

狩猎的意义除了提供肉食的好处之外，还促进了人类直立行走姿势的完善。现在的研究表明，南方古猿的直立姿势并不完善，它们可能还有树栖的行为，更有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与黑猩猩、大猩猩一样以指关节触地行走。狩猎时而要求人类快速灵活地运动，时而需要长时间追踪。狩猎促进了直立行走。

狩猎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群体的合作，无疑促进了群体合作的发展。越是到后来，社会协作的意义越是重要。现在研究表明，早期人类狩猎能力与后期相比并不成功，大动物的狩猎可能是现代人（Homo sapiens）的专利，前提条件是语言能力的发展。有了语言，协作交流也就更方便。语言的形成，集体狩猎的适应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成功的狩猎还需要高效的武器，人类采集活动的工具一直比较简单，而狩猎工具则在不断变化。埃里克·特林考斯（Eric Trinkaus）认为现代人之所以能够有效地狩猎，是因为他们制作了带柄的工具（hafted tools），如弓箭、标枪、投掷器、鱼叉等。

依赖狩猎的生计比依赖植物所需要的地理范围大得多，狩猎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现代人迅速走出非洲，扩展到除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其重要的推动力也是狩猎。狩猎推动人类不断迁徙，促使人类适应不同的环境，积累更多的知识。

狩猎让人类成为食物链顶端的成员，成为可以利用几乎整个食物链的生物，这无疑让人类更安全，更有竞争优势。

当然，狩猎的副产品也并非都很美好，比如战争。

直立行走与积极狩猎可以说是人类进化的里程碑，它们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类特征的发展。

史前人类的狩猎

这里要给读者讲的并不是确定无疑的知识，我希望有兴趣且热爱思考的读者不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您独特的思考和研究会带来知识探索的乐趣。这里我记叙的只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希望能和您分享研究的愉悦。

︱研究狩猎

1966年4月，芝加哥大学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人类学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狩猎者”（Man, the Hunter），75名学者会聚一堂，讨论当时世界上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和地位。一些与会者提出，狩猎是人类适应最基本的形式，大动物的狩猎促进了人类个体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从而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和大脑新皮层的发育。在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假说是最流行的学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埋藏学、民族考古学的进步，学者们纷纷开始质疑，因为从前支持人类狩猎的证据都存在问题。他们认为人类更可能通过食腐而非狩猎来获取肉食，即人类的祖先们吃的是食肉类动物如狮子、鬣狗食后残留的骨架和未被啃光的剩肉。按照宾福德教授的说法，人类的祖先是最边缘的食腐者。90年代，人类学家们形成相对平衡的观点，不再孤立地强调狩猎或者食腐，而是认为人类祖先是邂逅式的狩猎和主动的食腐，即人类可能狩猎偶尔遇到的动物，并驱离一些食肉动物和食腐的竞争者而夺取食物。至今科学家们还不清楚狩猎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狩猎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一般从三个方面进行。方法之一是研究非人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如人类学家发现部分黑猩猩有合作狩猎的行为，知道加工树枝去蚁穴中钓取蚂蚁，但这种行为在黑猩猩群体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人类祖先如南方古猿生活的生态环境以及认知能力也不同于现代黑猩猩，这是这个方面研究的困难之处；方法之二是研究现代与历史时期的狩猎采集者，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些所谓落后的狩猎采集者实际上都有非常熟练的狩猎技术，他们的工具有相当多的部分来自周围的“文明”世界，包括金属工具，甚至枪支和机械；第三个方法来自考古材料的直接观察和分析，比如通过牙齿切片进行的食性分析、伴随工具的微痕分析、化石材料上由于不同类型的碳的渗入留下同位素痕迹的分析等。目前所有结论还在争论之中。究竟怎样在考古材料中确定狩猎的证据，怎样区分食腐和狩猎；为什么人类选择狩猎，在当时有着怎样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人类是怎样狩猎的，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狩猎；怎样解释狩猎在黑猩猩和狩猎采集群体中的差异性；狩猎在现代人类起源与扩张中起了什么作用，如此等等问题都等待着科学的回答。

云南沧源岩画  来源：雅昌艺术网

︱人类狩猎技术的四个阶段

研究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已知出发，然后推向未知。我们由近及远来看，人类经历了至少四个狩猎技术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运用枪支弹药，这让猎人能够在动物察觉距离之外高效地击毙动物。采用这种技术，一个猎人就能有效地进行狩猎，而不需要群体的合作，其猎杀的目的往往是商业性的。这个阶段的历史比较短，只有数百年，但捕杀效率是惊人的。1800年到1900年短短一百年间，北美洲数以千万计的野牛留下来不到1000头。第二个阶段是用马和弓箭。马的驯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流动能力。一个猎人如果步行每天来回不过十多公里，也不可能携带太多工具和背回所有的猎物，但是骑马可以使猎人的捕猎范围扩大数十倍，还可以带回更多的猎物。因此，即使在猎物资源不大丰富的地区，专门狩猎也可能赖以为生。这个阶段也不长，因为最早的驯化马见于公元前3000多年的欧亚草原上。第三个阶段是远程射杀武器，如弓箭、投掷标枪的掷矛。运用这些工具，人类可以在数十米到百米开外射杀动物。远程工具使猎人既可以避免被动物发现，又可以避免遭到受伤动物的反扑，降低了狩猎的风险。这个阶段的开端目前并不清楚，一般认为最早在3万年前后。剩下的人类历史都归为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从250万年前开始，也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石器的年代。也许人类狩猎起始的年代要更早一些，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些黑猩猩是能够合作狩猎的。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狩猎技术是从近距离打击工具如石块、棍棒和刺杀工具如尖木棒，向远程打击和刺杀工具发展的。比如，带石枪头的标枪和带绳索的石球，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尖状器、中国许家窑的石球都可以作为证据。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中距离（大约是弓箭射程一半）捕猎工具在十几万年前已经出现了，但是，这种处在中间状态的技术让我们很难判断当时人们的狩猎效率。

︱机会狩猎与有效狩猎

区别这两种狩猎形式有助于理解狩猎的演化过程。机会狩猎是碰机会、邂逅式的猎杀。它的计划性不强，可预见性也不强，利用这种狩猎方式，人类获得肉食就不可能是经常而稳定的。而所谓有效狩猎，即猎人能够主动控制是毙杀还是放弃。猎人主动寻找猎物，而且有充分的把握捕获所发现的猎物。从机会狩猎到有效狩猎之间还有一些过渡阶段，如我上面提及的莫斯特文化和许家窑所代表的狩猎者们。

有效的狩猎不仅仅依赖远程射杀工具，还包括一些很有效的辅助方法，如使用毒药。现代狩猎采集者中的布须曼人狩猎时，在箭头上涂上一种毒性挥发较慢的毒药，动物被射中之后，不会立刻产生强烈的反应，猎人可以通过动物歪歪斜斜的脚印来找到这头最终晕倒的动物。现代狩猎采集者还广泛用火来协助围猎；他们还知道用诱饵，如声音、仿形、盐、雉媒、食物等来引诱动物；他们还用驯养的动物如狗、鹰等来帮助狩猎。除了主动捕猎外，还会进行原地捕杀，如用陷阱、套索、拍子、夹子、地弓、网罗等捕捉前来的动物。

在工具和方法之外，有效狩猎还离不开猎人们的协作，而一个群体中猎人的数量是猎杀大型和大群动物的制约因素。现代狩猎采集群体人数为25人左右，但在一些地区，当季节性资源很丰足时，他们可能暂时聚集数百人。对于人类祖先如南方古猿、直立人而言，他们的群体构成估计也就是三五个家庭，不大可能超过现代狩猎采集者，因为人类每天通过步行能够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这一范围内的资源总量也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人类群体的大小有一个极限。但是，如果一个群体太小，劳动力的数量太少，就不足以进行狩猎协作和保护群体的安全。受群体大小的影响，如果没有有效的远程狩猎工具，很难想象人类祖先会去狩猎大型的动物。

云南沧源岩画

︱狩猎的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稀缺资源的学问。对于人类祖先而言，最稀缺的资源就是食物，次之就是配偶。人类必须生存繁衍下去，因为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去生产食物，更不能近亲繁殖，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寻找食物、寻找配偶。他们必须流动，在流动之中获取食物，同时收集以后可以食用的食物信息，并在流动中结识其他群体，找到自己的配偶。这种流动经济的成本使他们不大可能随身携带很多东西，比如工具。他们也不大可能携带两个以上需要背负或者怀抱的婴儿，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保持必要的生育间隔。因此，人口的增长也受到限制，劳动力的数量也随之受到限制。

所有动物的第一本能都是求生，人也不例外。假想人类会冒着生命危险狩猎大型食肉动物如虎、豹等，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即使是现代狩猎采集群体，有马匹、枪支以及家犬的帮助，狩猎凶猛的动物如熊，仍然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但是，不少考古学家相信远古人类会去狩猎比虎、豹更不可侵犯的猛犸象、披毛犀等，并把遗址中发现的这些动物的化石归因于人类狩猎。狩猎的成功不仅依赖有效的技术和方法，而且也需要足够的劳动力。狩猎猛犸象这样大型的群居动物，至少需要数十名猎人的合作，而一个狩猎采集群体并不大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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