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瑞克·布拉格 著 王聪 王盈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6
ISBN：9787108074706 定价：49.00元
瑞克·布拉格，曾任《纽约时报》记者。1996年获普利策专题写作奖。现居奥尔良。布拉格是一个以“红脖族”（Red Neck）文风著称的南方乡土作家。他行文幽默潇洒，常有出人意料的比喻及联想的神来之笔。另外，他的文风具有美国南方人特有的激情，往往一书在手，令人难以释卷。也正是这种写作风格，使布拉格在美国南方作家中独树一帜。
《库萨河的查理》是“美国南方三部曲”之一，其余两部为《悲歌长啸》和《蛙镇王子》，均将于近日出版。三部曲生动地呈现了一个中国读者远未了解的美国。
本书讲述了作者瑞克•布拉格的外祖父查理•巴昂德姆的传奇故事。
查理终身生活在美国深南部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传奇般的男人，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偶尔会给家人带来麻烦和困难，但一直生活在对正义的向往中，蔑视欺凌弱小的行为……
故事的时间跨度大致是1920年代到1950年代后期。除了关于查理生平轶事的描述以外，书中还特别提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给美国南方底层民众贫苦的生活带来的更多打击，为读者多层面地了解那个时期的美国提供了鲜活的画面。
布拉格虽然自己跻身于“成功人士”的行列，但对查理和以查理为代表的美国南方底层白人的生活一直怀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他以敏锐、生动、明亮的笔触，描绘着他的家族及其生活的时代。布拉格认为，外祖父查理代表着美国南方自给自足的文化，因此特别需要诚实地表现这种文化的特质。
在这首辛辣的赞歌中，他记录了一个逐渐消失的美国南方，就像生机勃勃的库萨河正在消失一样——查理喜欢在河上撑着自制的小船捕鱼——现在这条河变得太驯服了，无法容纳那些在边缘生活的人们。
全书文字流畅灵动，幽默的笔调中略带忧伤，可读性很强。【目录】
序
在我这一辈子里，艾娃一直都那么老。即使在我还坐在红土上沉迷于自己脚趾的年月，她走过的每段艰途和发过的每顿脾气就已经刻在她的脸上。她头发长长的，黑如乌鸦，夹杂点儿白色。她藏在老旧泛黄的玻璃圆眼镜后面的眼珠，是淡淡的、淡淡的，近乎银色一般的蓝。瞎子的眼睛都长那样，都是那种颜色，但艾娃的视力很好，而且会永远好下去。她可以通过你咖啡杯里的残渣形态看出你的命运，并会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的脚底发痒，你一定走上了陌生的土地。她可以像刚出生的小鸟一样温柔，像蛋白牛轧糖一样甜美，但一旦她吃的药出了偏差，或者只是生气，她就会在凌晨三点钟从床上笔直地坐起来，咒骂任何一个她能想到的人，包括一些死去的人。有些日子她会在摇椅上打瞌睡，和某些即使我往门廊底下使劲找也找不着的人柔声说话。现在我明白了，我那时听到的只是她的梦。她一生中埋葬过两个女儿，一个还是个婴儿，另一个已经成年。等她过了八十岁以后，我的姨妈们就不再告诉她有关她所爱的人去世的消息。我想，这是种善意吧。在她生命快结束时，她的思绪开始不稳定。她能回忆起十八年前圣诞晚餐上我的前妻有多漂亮，却想不起昨天的事情。但是现在每当我想起她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年近七十还依然极其坚强的女人，一个把班卓琴靠在她床脚上，衣服口袋里装着无数只发夹，比塔斯卡卢萨的州立医院收治的病人的人格种类还要丰富的女人。我想到夏天突来其来的雷雨是怎样敲打窗玻璃，将杯子从茶托上震掉下来，而这老太太又是怎样不以为意地擦了一下嘴边的嚼烟，咕哝着说“老恶棍正打老婆呢”。因为她上了年纪，大家放心把婴儿和脑瓜不好的人交给她照顾，当我的妈妈——她的第六个孩子——去上班时，她的职责就是监护我。她会从摇椅上低头看我，跟我说话，等她年纪更大了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到最后，我甚至可以通过摇椅底座在光秃秃的松木板上吱嘎作响的节奏，来揣摩老太太的情绪——慢说明她心情平静，快标志着她在生气，像赛马那样快则是她在回忆。那股回忆的力量会让底座激烈地来回吱嘎作响，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琢磨为什么这该死的东西没有因为摩擦而燃烧起来，将房子烧掉呢。她很早就守了寡，没有再嫁。而孩提时的我只以为她一直就是那个样子，是个独居的老女人。有一阵有过一个男人，那是撒克逊糖果公司的一个商贩，心里除了盐水太妃糖以外似乎还装着更多的事情。但如果那个小老头真是个追求者的话，他的表现可是糟透了，他并没有放弃追求她，而只是怯懦地渐渐消失了。但她的孙儿们可没有因为这样就不和她开他的玩笑，问她是不是打算哪天坐上那辆满载胡桃夹心糖的厢式货车与他一起私奔。“外婆，”我们会用一个讲了二十年的笑话调侃她，“你是不是准备给自己找个伴儿？”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嗤之以鼻，不睬我们，但有时她会把沉重的黑皮鞋往门廊地上重重一踩，让我们打住，摇椅的底座在吱嘎声中猛然止住。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会逃走，因为她不高兴的时候常常会打将过来，快得像条响尾蛇，敲在我们头上。可她并没有朝我们叫嚷或挥手打过来，而是咧嘴笑了起来，好像她记忆中某些已经冷却的东西又开始发光，哪怕只是一两秒。也许那只是她吃的药又开始起作用，但我们更愿意相信那是一份热量，一份来自某种曾沿着野性十足的库萨河岸上轰轰烈烈传导过的热量，那时候电力公司的大坝还没有将库萨河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开关的巨大棕色水龙头。“不，亲爱的，”她会说，“我不打算找伴儿。”然后她又心满意足地摇起椅子来。“我有过一个了。”他叫查理·巴昂德姆，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爱那个女人，同时又不会被她身上的火焰吞没的男人。他个子高高的，瘦骨嶙峋，工作时用牙齿咬着钉子，用像奥古斯塔砖般坚硬的拳头攥着短柄斧。他拿鸡内脏做鱼饵，将钓线甩进库萨河，钓上来满盆的鲶鱼。他在松林间酿造上好的白威士忌，边喝边在星光下唱歌，跳起踢踏舞。他是一个用钢丝将温柔的心缝合起来的男人。他站在佐治亚州一个婴儿的墓前，心力交瘁，茫然若失，然后又把一个弱智的男人带回家，使他免被流氓殴打取乐。他是一个激发荒林传说和忠诚的汉子，至今让老人们在说到他名字时仍然恭敬地微微点头。他也曾经豪饮过度，错过转到自家车道的路，把自家的信箱撞了个稀巴烂。查理做了让那些更文明的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曾因一个男人冲他儿子扔一条活蛇而将这家伙揍个半死，又曾在一个大个子女人试图用杀猪刀砍他时，用点 41 口径的霰弹枪射中了她，他曾把两个烦人的佐治亚州公路巡警打得满地找牙，将他俩从一家名叫“山上枫树”的酒馆前门大头朝下地扔将出去。他曾把乡村警官们引向漫长而徒劳的追逐，跨过高耸寂寞的山脊，穿过充满石楠荆棘的泥沼。他动作之快可以将松鼠从树上一把抓下来，他打猎向来不看季节和限量，因为在蒙哥马利或亚特兰大上班的打猎管理员怎么可能知道他的孩子们是不是正在饿肚子呢？我猜他只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就一双不合体的翅膀，他建造过数十座符合大萧条期间的工资收入水平的漂亮住房，却从没能为自己的至爱家人建一座。他不识字，但总让艾娃为他念报纸，免得自己变成无知之人。他的大手拿过铁棒，也抱过婴儿。他叫我妈妈“小男孩”，这使我会心一笑。他在 1958 年春天就去世了，就在我出生的前一年。为此我没有原谅过他。在我大部分人生中，他并不比一个纸娃娃更真实、更完整。我从点点滴滴中了解到他是个做木工的、铺房瓦的、酿私酒的、操作锯木机的、挖井的、打猎的、偷猎的、在河上劳作的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年头，不是在亚拉巴马州就是在佐治亚州出生——这取决于你迷失方向得多离谱或者根本不在乎。因为我妈妈家族的人很少谈及他，除此之外，我对他的成长经历几乎一无所知。几年，甚至几十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我开始怀疑到底能不能解开关于外祖父的任何一个谜题，也许他将仍然是一个我永远无法参透的神秘人物。我知道，这种沉默不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女们以他为耻。他们一次一次无意间流露出来关于他的生命记忆是明亮、短促而又温暖的，是紧闭的门下面泄出的一缕光亮。可在一个人人都善于讲故事的家庭中，他们却对他吝于言辞，只对他如此。这一直是我的一种印象，那就像我们开车经过伯明翰的梅里塔面包厂时的那种感觉。那股烘烤面包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弥漫在汽车里的时间也就几秒钟，随着我们的加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我在那里做着三明治的白日梦。两年前的圣诞节，我问过妈妈，为什么我从她和她的姐妹们那儿听到他的事情那么少。她告诉我，那只是早早晚晚的事。直到过去的几年里，查理的大儿子过了七十岁，查理的孩子们开始纪念父亲去世四十周年，我们才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谈论他，真正地怀念他。过去，谈论他的人生时总会让人想起他的死，引起一种好像手指穿过野蔷薇刺一样的感觉——那有什么好呢？“爸爸走了以后，”妈妈告诉我，“好像什么都没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那是 12 月一个冰冷的夜晚，我请查理·巴昂德姆的三个女儿为我讲讲他的葬礼。我和这几位六十多岁的姨妈们尴尬地坐着，只能死死盯着地板。生性强硬的璜尼塔姨妈轻声哭了起来，挺住了姨父约翰去世和溃疡病折磨的琼姨妈擦拭起眼睛。我的妈妈玛格丽特起身离开了房间，说去弄点咖啡。我很好奇，这是个怎样的男人，能让人如此深爱、如此思念，以至于他去了天堂四十年后，仅仅提起他的过世，还会使她们痛哭呢？我心想，那样一个男人的故事大概值得用一本书来讲述。我爷爷真的会喝醉酒，然后驾起四轮马车穿过我的家乡磨坊村，对信神的女士们和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们大喊下流的打油诗，直到镇警用镣铐将他带走。但我爸爸的爸爸，鲍比·布拉格，虽然非常有趣，但似乎从来没有认过我们。他并不冷酷，只是冷淡，当我们在他的门廊上玩耍时，他会在冲着我们抱怨和将我们关进屋里这两种手段中间，尽量找到一个不去惹恼我们的方案。于是，因为我从未真正有过一个祖父，我决定给自己塑造一个。我请妈妈那边的人告诉我关于查理·巴昂德姆的人生和时代，所有他们能记得的故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凭借那些半真半假的说法和轶事，还有几张发黄、发脆的黑白相片，从最基本的情况开始，将他的整个人生还原出来。在亲戚的监督下，我像对待钻石一样小心地对待那些相片。有两张相片尤其能体现查理这个人。在其中一张里，他穿着他最好的衣服，不是工装裤，但他粗大的手腕和伤痕累累、沾满焦油、粗糙多节的双手让他现了原形。他从一顶形状奇怪的宽边草帽下瞪眼看过来，表情看上去紧张而凌厉，仿佛恨不得赶紧结束这件愚蠢的事，双眼盯住你、挑衅你。那是一张摄影棚相片，是在亚拉巴马安妮斯顿市诺布尔街照相馆里的棕榈树布景前拍的。那是个可怜的家伙在故作姿态。“那可不是咱爸。”琼姨妈说。我平时喜欢看的挂在客厅墙上的那张更为真实。相片里的他穿着一条破破烂烂、褪成灰色的工装裤，裤腿上沾着似乎是鱼血的污迹，身形像囚犯一样消瘦。他的一只大手提着一条近一米长的鲶鱼，鱼的头有牛犊那么大，他用强壮的手指勾住它的鳃。那是个可怜的家伙在展示胜利。“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会等他下班回来，”姨妈格蕾西·璜尼塔回忆起她童年时的一个夜晚——也许是很多很多个夜晚，“我们一般都在玩，妈妈做好了晚饭。那会儿出现了一片阴云，我特别害怕。”“然后爸爸会走进门，那就好像……就好像天空一下就放晴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害怕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怕。”然后她就定定地望着我，那种眼神就像老妇人在讲述一些有关隐私、几乎是秘密的事，又担心你不能与她们感同身受，或者更糟，你根本不相信。“里基，”我妈妈从房间对面说道，“她说的是有关上帝的惩罚。就像天空放晴一样。”也许所有那样的人都值得用一本书来书写。我很快就发现，讲述查理·巴昂德姆的故事，最大的难点是如何在成书过程中不让哪位神圣的姨妈和你绝交，或者扇你的耳光。如果我玷污了他的英名，他那些还在世的女儿惩罚我的手段，可不会只是像忘记我的生日那么简单。他身上的那种热玉米面包和威士忌的人性气息，比起牛奶和蜂蜜的宗教气息更弥足珍贵。他的故事中更为重要的内容，是让你知道私酿酒让他放声歌唱而非咒骂，知道他如何赤手空拳、双眼冒火地回击那些侮辱他或上门来惹麻烦的人。他更为家人所深爱，因为他的确有过深夜骑马回到他们的院子，在自己的马“鲍勃”的背上烂醉如泥，“鲍勃”将他轻轻抖落到草地上，然后一路小跑回到马厩的趣事。有一件事我绝对确信，如果我的叙述粉饰了他的缺陷，他那由无数个故事中变幻而出的鬼魂将会永远缠绕我。据我所知，他通常是一个安静的人，不会犯傻，会乘着自己造的船在河上待上几个小时，缄默不语，或者胳膊肘托着个婴儿坐在前廊上，哼着铁路小曲。但当烈酒（或者烧酒）让他激动亢奋，他会变成有史以来生活在我们这个地区最能讲故事的人之一，他能滔滔不绝讲述美丽的篝火故事和臭名昭著的传奇故事，他要杀你根本不需要用枪，光讲故事就可以。那样一个男人一定会想要留下一段带着胡椒味的有滋有味的记忆。不过事实证明，他们不必担心人们会说他什么。我跟远房的表兄弟谈，跟虚弱的姑婆们谈，跟没有理由撒谎的老人们谈，还跟一些——姨妈们提醒我要注意他们——每次颤抖着喘气都在撒谎的人谈。他们都告诉我同样的话——他是个该死的混球，但即便如此，他也是“属于他们的”该死的混球，他们应该在亚拉巴马州杰克逊维尔市的广场正中间，紧挨着邦联军士兵像的地方摆上一尊他的雕像。“他是个英雄。”他的侄孙特拉维斯·巴昂德姆，一个眼神悲伤、满头银丝的人这样说道。他曾和查理一起乘坐一艘用两张汽车引擎盖焊接起来的船，在棕色的库萨河上垂钓。五十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他的叔公查理（这里大多数人都把音发成“臭理”）在那条河上救过他的命。这是大家在家庭聚会时，一边吃着通心粉、奶酪和猪排，一边讲述的又一个传奇故事。“他应该有座纪念碑，”特拉维斯说，“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人了。所有像他那样的人都不在了。”在一个国家淹没在穷人中，并且从未如此怨恨过这些穷人的时期，在重建时期挥之不去的痛苦中，在大萧条时期和复苏的经济从未完全惠及我的家乡父老的时期，查理·巴昂德姆踩着破烂不堪的靴子大步向前。他在可憎的贫穷中长大，一生都在战斗，一无所有地死去，只留下一个崇拜他的家族和一个像崭新钞票一样闪闪发光的名字。他去世时，悼唁的人挤满了特里迪格公理圣教会。穿着工作服和沾着油污的套头衫的男人和由于采摘秋葵，双手被刺得发红的女人，与身着干洗过的料子西装的男人和穿着从桃树街买来的礼服的女人坐在一起，连牧师都哭了。回想起来，我从未在了解和分享一个人的经历时有过如此多的乐趣，历史本来会忽略这个人，就像它会忽略我的母亲和像她一样在美国深南部劳作的人们。在关于她的故事，一本人们简称为《长啸》（全名《悲歌长啸》）的书里，我介绍了查理、艾娃以及他们的孩子。但人们告诉我那本书写得太过匆忙，我遗漏了很多好素材。人们在图书签售会上，在信件里，在街上偶遇时都会问我，我母亲的精神、骨气来自何处，她是从哪儿继承了那种自我牺牲的力量和品格，在无尽的棉花田里劳作，独自养育三个儿子，以及为什么那样的辛劳、救济带来的侮辱和来自富人的蔑视，没有消磨掉她性格中最闪光的部分——她的幽默感。但没等我回答，他们就替我回答了。他们说我在第一本书里对查理、艾娃和他们的孩子的记述过于敷衍。他们说那才是根本，那才是答案。人们在电话里和机场里滔滔不绝地教训我说，那才是一切的源头。我写这个故事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让那些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些故事中的人，那些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偷走了我的故事”的人，能再一次向一个正在消逝的文化投去一瞥。他们中有些人会羞愧地承认，他们这一辈子一直在与过去争战，却从来没搞清楚该为自己的亲人们感到骄傲还是羞耻。有些人甚至假称自己根本没有过去，在姊妹联谊会或加入共济会所之前没有任何经历。对他们来说，过去是一扇用来锁住自己的门，但深夜里他们总能听到衣柜里传来的累累枯骨咔嗒作响的声音。但是我为查理·巴昂德姆感到骄傲。我希望我的外祖父能与他身边的艾娃一起——愿上帝安息她的灵魂——从过去走出来。如果我听到的关于查理和艾娃的往事是真的，那他不会介意他比她早走那么一点儿，这样他会在她到达那里，与他重新聚首之前找点乐趣。至于我，达到了目的。虽然从来没见过他的脸，我想查理·巴昂德姆一定很需要我们。他会用一只传说中的大手把我们当作新生的小斗牛犬高高举起来，开怀大笑。他会看护我们，悄悄塞给我们印第安人头便士和墨丘利角币。每个星期五，当妈妈到城里兑现她的支票时，他会给 A&P 超市外面的机械投币马投进五分钱，看着我们骑。我对此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那些都是我自己想要的，因为那是一个男孩给自己塑造一个祖父的习惯方式。但是如果真实的他那时还活着的话，这个不无缺陷的、有时醉醺醺的男人一定能做到这一切。我对此坚信不疑，因为真实的他活得足够长，使他得以接触一个比我年长一点的男孩，并证明了这一切。1997 年秋天，亚拉巴马州一家报纸派记者采访了我母亲。我坐在她位于亚拉巴马州东北部的燧石山上的起居室里，在她巧妙地回避记者关于她的自我牺牲和艰苦生活的问题时，我摇了摇头，当她说到晚年只是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努力不让自己从我为她建造的高台上掉下来时，我忍不住笑了。然后那位记者，一位来自伯明翰的和蔼的女士，让她回忆一下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我写了一整本关于她的书，却忘记问了。我以为我那一辈子在租借的房子里生活的母亲可能会说，是我把属于她自己的房子钥匙交给她——作为部分偿还一份我永远无法真正还清的债务的那一天。或者她会说是《悲歌长啸》这本赞誉她的书付印，我将一本封面上印有她相片的书递给她的那一天。我的头脑本应该更清楚。书本和房屋？一堆纸和一堆木头？“我想，”她说道，“那是我第一个儿子山姆出生的那天。”那是 1956 年 9 月 11 日，当时我爸爸并不在场，他的缺席让人有些担心，但还不至于引发恐慌。一旦他把朝鲜战争的愁借酒消去，一旦那些死去的人的面孔再次从他的记忆中溜到走私酒的平静棕色表面之下，过上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他迟早会出现的。爸爸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付房租的钱，所以带着婴儿的妈妈除了娘家无处可去。查理和艾娃租住在亚拉巴马州 21 号公路边，赖特商店后面小树林里，她带着孩子去了那里。人们说家是什么？那是当所有人都不要你的时候你去的地方。我的外祖父把婴儿捧在手里，咧开嘴笑。“感谢上帝，玛格丽特，”他说，“你把山姆森带这儿来了。”之后的几个小时，他都抱着他。那天晚上没人睡踏实了。第二天我的外祖父很不满，不过还是耐着性子说昨夜吵得要死。不是因为婴儿哭了，婴儿没有哭过。“玛格丽特，”他说，“你整晚都在跟你儿子说话，搞得我们睡不着觉。”我妈妈停了下来，她说完了。仿佛剩下的故事，那最好的部分，是单单属于她的。最后那个记者问她：“那你当时在说什么呢？”“我只是一直低声说，”她说，“一遍又一遍地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什么。”她说。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自怨自艾过，哪怕是一点点，而那次是最接近的一次。她只是希望她的访客能理解。“我小时候连一个玩偶都没有。但他是我的。他属于我。”我明白她的意思。我听她讲过她和兄弟姐妹们出生在怎样的贫困中，听过他们用那一代人特有的善意的冷淡叙述过去的艰苦时光，仿佛贫穷是条无情的狗，早已因年老而死去。即使他们有一个努力工作的爸爸，奢侈品就像一块从一个小小的棕色纸袋中取出的便宜硬糖，顷刻之间便融化殆尽。但眼前这个奇妙的小东西，她会拥有他，如果幸运的话一辈子都会拥有他。而且只要她自己的父亲还活着，这个男孩儿就会得到像她一直受到的那种保护。只有世代在更替，而他的性情从未改变。天空依旧晴朗。他们得到的远不止于此。查理·巴昂德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似乎将全部的爱和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在山姆身上。他会在院子里休息，瘦削的长腿交叉在一起，一连几个小时和婴儿说话，给他唱歌，或者仅仅是看着他。他在一枚十美分银币上钻了一个洞，把它穿在线上，然后套在男孩儿的脖子上。他用胯部或臂弯托着山姆到处走，一边背诵一些无意义的童谣……不是去镇里
不是去城里
是要一直去
一直念到婴儿笑了起来。他会买些花生形状的软糖，藏在工装裤的围兜口袋里。时间一长，山姆逐渐意识到那里有糖，便会在口袋里仔细摸索，他那极度认真的样子会让我的外祖父坐在那儿乐。夜里，当外祖父睡下以后，这个男孩会跌跌撞撞地走到煤箱里捡起一块煤，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回房间，将那块东西扔进外祖父的一只工作靴里。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个步骤，直到将一双靴子装满煤块，而我的妈妈和外祖母就坐在那儿笑。即便如此，山姆还是专心致志地做，当他完事儿以后，他会骄傲地看着妈妈，嘴里咯咯笑，仿佛在说：“看你有个多厉害的儿子！”然后她会赶紧抱起他，把他的手擦干净，销毁证据。到了早晨，我外祖父醒来，都不用看男孩一眼，就向下伸手拾起被煤弄黑了的靴子，将里面的煤块倒回煤箱，疲惫地摇摇头，喃喃自语道：“你觉得那是怎么跑进去的？肯定是仙女干的。”有的早晨，这个仍然年轻的男人会因为那来自体内深处的刺痛，按住自己的肝区，但如果那天还有需要铺房瓦的房子，他还是会照常去上班。如果那天没有工作，他就会抱起男孩儿走出门去，疲惫不堪的一老和新生的一小在一起打发时间。“爸爸在山姆面前什么都忘了。”很久很久以后，妈妈告诉我。这故事的一部分我过去听说过。有一天，我的爸爸回来接他们，查理·巴昂德姆叫他滚蛋，要么就挨一顿揍。然后查理对我妈妈说，她已经成年，可以自己做决定，但假如她要离开，她不能把山姆带走。我妈妈直到她父亲去世后，才回到我爸爸身边，当时山姆还不到三岁。自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都很艰难。“我一直认为，如果我爸爸活着，会因为你爸爸对我们的态度，把他杀了。”她用几乎听不见的低语，温柔地告诉我。这不只是嘴上说说，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人们仍然说，他五十一岁还那么年轻就死了是多么可惜，但我不能说他走得太早。他活得够久了，看到了大部分的孩子长大成人。他带着被威士忌和艰苦生活损坏的肝脏和心脏坚持着，直到我的哥哥山姆来到这个世界，然后还为拯救我的母亲和大哥免受娘家门外的悲伤尽可能地撑下去。山姆当时太小了，现在，除了工装裤围兜口袋里的糖果以外，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他回忆起那糖果，朦胧而梦幻，带着模模糊糊的甜蜜。他不记得是怎样拿到那枚穿在线上的墨丘利角币的，只知道他一直都有那枚硬币。在很久很久之后的一个秋日，我们在罗伊·韦布路和木匠街围起来的湖边钓鱼，将橡皮鱼饵扔进稠密的浮萍，没说太多的话，只是以此打发时光。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山姆钓得好，每当我卷收起亮片饵，上面除了缠着一大堆水藻之外别无他物时，我就料到他会投来那种好笑而同情的眼神。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在乎这一点，但是我确实在乎，因为他是我的大哥。即使哪一天，我们成了坐在县穷人收容所里老态龙钟、头脑昏聩的老头，他也永远是我的大哥。但那一天世界颠倒了。我在水草的一个空隙处投放钓饵，钓上来一条不错的小鲈鱼，然后一条，接着又是一条。我钓上来六条鱼。而他一条也没有钓到。最后我们决定拿起钓具回家。即使是一个成年人，我也很难做到不在他身边绕着圈，欢腾雀跃。山姆只是把钓竿塞进福特野马越野车的后备厢，看都没看我一眼，用一句咕哝将整个下午的落空打发了。“里基，”他说，“我那是在钓大鱼。”“大家都知道，”他说道，“这种蓝鸟天（大晴天），大鱼是不会咬钩的。”我只是看着他，因为我手里没有石头去砸他。我在钓鱼上胜过他的那天，他居然在那里吟诗弄词。然而，我忍不住想知道那个可爱的“蓝鸟”短语来自何处。我还想知道在已经变得如此同质化、如此平淡无奇的现代南方，连亚特兰大的中学生都会嘲笑带有南方口音的人的地方，还有谁这样说话。我发现这只不过是我的外祖父和像他一类的人常说的短语，这些土话就像一只银色怀表那样传给了他，传给了我们。查理·巴昂德姆那样的男人没有留下太多其他东西，没有留下任何头衔或财产，甚至连阁楼里的信件都没有。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故事，一些二手和三手的故事——只要还有人记得。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做的就是将那些久远的旧事写到崭新的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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