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罗斯福获悉了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他批准了这项研究。这项绝密计划在陆军的最初总部被称为曼哈顿工程区，以掩盖其真实的性质（和地点）。它汇集了科学界一些最能干的人才，同德国展开了一场研制超级炸弹的竞赛。它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文章节选自《科学通史：从哲学到功用》( [加]安德鲁·埃德 [加]莱斯利·科马克 著 三联书店 2023-8)
在德国和意大利，利用遗传学和演化论，法西斯分子将他们的种族主义思想强加于人。纳粹下令净化“雅利安人的血液”。在经济萧条、贫困和愤怒之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其激进的政治理念找到了很多心甘情愿的支持者。尤其是德国科学家，发现自己处境艰难，为了继续开展研究，他们不得不接受强加的政治控制，甚至加入了纳粹党。有些人甘愿这样做，许多人则是迫不得已。而其他人，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选择离开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以躲避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些人，如1932年离开德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加入的团体被新统治者排斥或宣布为非法。他们可以留下来，放弃他们的科学事业甚至生命，否则他们就要离开。在逃脱的科学家中，有些物理学家心怀担忧：他们的德国同事可能在研发一种超级武器。他们认识到，居里夫妇和卢瑟福等人的放射性研究如何取得了进展，而爱因斯坦阐述质量和能量之间关系的理论见解，则表明铀等材料具有制造超级炸弹的潜在威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放射性的秘密仍在逐步揭开，由于多种原因，这一过程实际上相当困难。其中最现实的是缺乏可供研究的材料，因为放射性元素非常稀有且难以精炼。第二是污染。辐射会影响实验室设备（以及物理学家自身的健康），即使材料不多且很珍贵，它们也会在实验室各处散落、沾染和耗散，直到实验室污染严重，研究人员不得不关闭它们，搬到新址。最后，放射性物质不易用于研究，因为它们不会保持稳定。随着放射，它们实际上变成了新的物质。其中最有成效的研究项目之一，是用中子轰击放射性物质。沿着弗雷德里克和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工作，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证明，中子轰击可以产生许多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接下来，莉泽·迈特纳与她的研究伙伴奥托·哈恩（他自190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放射性问题），于1936年左右转而研究轰击铀后的产物。迈特纳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奥地利的大学向女性开放后，第一批从中毕业的女性。她前往柏林，不顾许多人的劝告，研究前沿物理，于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她于1926年成为德国第一位女性物理学教授，而作为威廉皇帝学会的研究员，她也是第一位从那里领取工资的女性。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迈特纳受到了保护，因为她是奥地利人，但1938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迈特纳便须遵守德国的法律。由于有犹太血统，她面临危险，于是逃往瑞典。哈恩则继续与弗里茨·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1902—1980）合作，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生成问题，并定期与迈特纳通信。他和施特拉斯曼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用中子轰击铀，却意外地产生了钡，这是一种轻得多的元素。哈恩将这些奇怪的结果寄给了迈特纳，她根据尼尔斯·玻尔提出的原子核“液滴”模型，判定铀核一定是被劈开了，从而解释了较轻元素钡的形成。在玻尔模型中，中子撞击重元素的核，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陷进里面，原子核增加一个中子的重量；它可能蹭掉一块原子核，释放出一些质子和中子；或者它可能导致原子核碎裂，并将少量物质转化为能量。迈特纳将这种分裂称作裂变（fission）。她在1939年初将结论寄给了《自然》杂志。玻尔刚获悉迈特纳的发现，就前往美国出席会议了。他匆忙将这个发现告诉其他物理学家，引起了轰动。多人回到他们的实验室重复这一发现，证实了迈特纳、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工作。然而，对于利奥·齐拉来说，这一发现开启了通往核弹的恐怖可能性。齐拉是匈牙利人，为了避免遭受迫害，于1933年离开德国。那一年，当他在伦敦散步时，构思出中子链式反应的想法。这个想法非常简单。由于一个中子可能撞击到原子核，使其释放一个或多个中子，而这些释放的中子又可能引发源源不断的反应，从而释放出令人敬畏的能量。链式反应
齐拉认为，这个可能的过程会非常危险，于是他在1936年获得该想法的专利后，将其转让给了英国海军部，这是既能注册专利又可保密的唯一途径。当他得知了铀的裂变，他认识到现在已经具备了中子链式反应的现实途径，而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始于1939年，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对抗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盟军。德国闪电战的威力势不可当，比利时于1940年投降，将比利时属地刚果，当时最著名的铀产地，拱手交给了德国人。1940年初，维尔纳·海森伯向德国陆军武器局递交了一份秘密文件，题为“论从铀分裂获取技术能源的可能性”。德国原子弹的威胁似乎近在眼前。突然间，超级武器的各种要素都握在了希特勒的手中。德国当然拥有制造这种武器的工业能力，而且，即使一些最优秀和最聪明的物理学家逃离了德国，但仍然有像哈恩和施特拉斯曼这样的强大头脑可以参与这一计划。维尔纳·海森伯（左）与尼尔斯·玻尔
齐拉先前致力于勾起美国政府对原子弹的兴趣，但收效甚微，于是1941年，他说服爱因斯坦（当时在美国）直接上书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尽管这封信在决策开启核计划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军方下决心制造原子弹时，也就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的可能性问题，咨询了如恩里科·费米、尼尔斯·玻尔和约翰·冯·诺伊曼等其他科学家。为罗斯福总统提供科学政策建议的关键人物之一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他说服罗斯福成立了联邦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并与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1893—1978）一起主持该局。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主要兴趣之一是核能。布什是一名电气工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军事研究经验，他也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副院长和卡内基研究院的院长。他计划利用大学体系从事研究，而不是扩大或建立新的联邦实验室。各个大学乐于承担这项工作，因为提供的资金规模之大，是化学战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在这个联邦系统下，资金直接拨给私人研究人员，美国建立了许多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主办的放射实验室，以及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等。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不包括曼哈顿计划）从1940年的7400万美元猛增到战争结束时的15.9亿美元。
1941年10月，罗斯福获悉了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1941年12月6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前一天，他批准了这项研究。这项绝密计划在陆军的最初总部被称为曼哈顿工程区，以掩盖其真实的性质（和地点）。它汇集了科学界一些最能干的人才，同德国展开了一场研制超级炸弹的竞赛。它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研制核武器的第一步，是要确认裂变发生持续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并评估关于生产必要材料的技术问题。裂变问题的承担者，是以意大利移民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为首的一个小组。费米凭借其放射性元素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1938年，当他前往瑞典领奖时，意大利方面批评他没有穿法西斯制服，也没有行法西斯礼。他和家人抓住这次出国旅行的机会逃亡，再也没有回到意大利。费米在芝加哥大学参与曼哈顿计划。他在斯塔格球场西看台下，以前的一处壁球场内，建造了一座小型反应堆，称作原子堆（atomic
pile）。它由一块块的石墨（一种能吸收中子的碳）、铀和氧化铀构成。镉制成的控制棒，被设计用来限制裂变的速度，插入堆中的小孔。1942年12月2日下午3点25分，费米的团队慢慢地取出控制棒，开启了一次受控的自持式裂变反应。这是“原子时代”的正式登场。恩里科·费米
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1882—1962）是调研制造核弹可能性的委员会成员之一，来到了反应堆试验现场。他打电话给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科南特，用暗语告诉其成功的消息，如今已成为一次著名的通话：费米的原子堆解答了许多理论问题，接下来就是制造一次不受控的链式反应。就花费、规模和原创性而言，这是一个大计划。莱斯利·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1896—1970）准将被选为该计划的军方负责人。作为一名工程师，他有组织大型建筑工程的经验，包括五角大楼。他选择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为科学主管。最终，他们将领导数百名科学家和数千名来自军方和平民的工人来实施这一计划。有两大障碍必须克服。首先是铀本身。战争开始的时候，世界上的精炼铀数量可以用克来计算，但曼哈顿计划需要成吨的铀矿石。由于欧洲和比利时属刚果的著名铀矿都被德国控制，因此需要开采新矿。大规模的探矿工作开始进行。矿源必须得到保证，而且要位于友好国家。幸运的是，加拿大北部发现了大型的矿藏，成为主要的原料矿石供应地之一。多年后，曾经开采过放射性物质的本地工人报告说，慢性病和癌症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增长趋势。第二个难题是关于需要何种材料的棘手技术问题。尼尔斯·玻尔指出，同位素铀235（U235）远比铀238（U238）更能支持裂变。虽然两者都是天然形成的，但只有约0.7%的铀原子是铀235。分离这两种物质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它们的化学性质相同，质量上也仅相差1%左右。试验了三种分离方法：电磁分离法、气体扩散法和气体离心分离法。电磁分离看起来很有希望。四氯化铀以气体的形式穿过一个强磁场。较重的铀238偏转较少，因此与所需的铀235分离。这个系统的发明者是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1901—1958），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也是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之一。但投资数百万美元建成的工厂，却无法生产出足够数量的产品。气体离心分离法在实验室中效果良好，却无法扩大形成工业能力。剩下的是气体扩散法。当六氟化铀气体通过多孔的黏土过滤器时，较轻的铀235更容易通过；经过反复的筛选，才可得到所需纯度的铀。田纳西州庞大的橡树岭工厂用这种方法生产出铀弹所需的大部分材料。随着铀供应的问题解决，又出现了新材料的问题。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1912—1999）提出，钚的裂变性能比铀235还要好。最近发现的该元素的最好同位素钚239（Pu239），是将铀238放在反应堆中让它吸收中子而产生的。铀转化为钚，通过增加中子而变成裂变材料，然后将钚进行浓缩。这种反应堆被称为“增殖反应堆”。因此，钚被添加到生产系统中，西博格负责为该计划生产钚。科学家团队被召集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以解决涉及实现爆炸反应所面临的科学和工程难题。核心问题在于，要在特定的时刻，让位于装置中心的材料块，从非持续的裂变状态转换为持续裂变状态。他们用传统炸药制造了一种内爆，挤压了裂变材料，开启不受控的链式反应，从而实现了上述目标。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将所需的各种要素组合到一起，而最终的“三一试爆”（the
Trinity Test），即一颗被称为“小玩意”（Gadget）的原子弹试爆，将于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进行。原子弹于5点30分爆炸。目击者恩里科·费米估算，威力相当于1万吨TNT炸药。奥本海默引用了《薄伽梵歌》（Bhagavad-Gita），说道：“……这一刻，我成为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试爆成功
这次爆炸所代表的，既是科学上的胜利，也是道德上的困境。德国已于1945年5月8日投降。与德国人的竞赛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许多科学家，特别是因法西斯而流离失所的欧洲科学家看来，德国战败意味着不再需要某种超级炸弹。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43年，格罗夫斯就已经开始考虑在太平洋战区使用这种武器。武器的建造和运输计划正在加紧进行。最终制造出三枚原子弹：“小男孩”（Little
Boy）、“胖子”（Fat
Man）和“四号弹”（Bomb
#4）。利奥·齐拉对这个计划仍在持续而惶恐不已，于是再次找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请他致信罗斯福引荐。齐拉想说服总统不要使用这些武器。他的担心既包括原子弹造成的破坏力，也包括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可能毁灭地球。但在安排会面之前，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继任总统，在其就职简报中，他了解到曼哈顿计划。齐拉无法面见杜鲁门，只能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会面。然而伯恩斯早已建议杜鲁门尽快使用核弹，拒绝考虑齐拉的忧虑。杜鲁门的顾问团队与军方意见一致，都认为应该使用原子弹，也无须事先警告日本。而且，投弹目标还要精心选取，以便研究爆炸所产生的效果。杜鲁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尽管日本人正在遭受惨败，但他们仍负隅顽抗，公然宣称要奋战到底。军方参谋认为，如果进攻日本本土，可能会造成多达100万人的伤亡，而若使用原子弹，便会大大减少伤亡。珍珠港被偷袭的余怒尚未平息，德国战败后苏联军队掉转枪口投入对日作战令局势更为复杂。杜鲁门试图避免日本被分裂，如果苏联军队加入这场战争，则日本必然会步德国分裂的后尘。因此，1945年7月21日，杜鲁门授权使用原子弹。7月26日，盟军发布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立刻的和彻底的毁灭”。两天后，日本政府拒绝投降。投弹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开始。由于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8月6日，伊诺拉·盖伊号（Enola
Gay）顺利飞到广岛上空，投下了“小男孩”。8月9日，“胖子”将长崎夷为平地。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两次核爆中，有20多万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受伤的人更多，许多人遭到辐射。1946年洛斯阿拉莫斯学术讨论会。二排左起第三位是奥本海默，图中出现的科学家包括恩里科·费米、爱德华·泰勒和理查德·费曼制造这些核弹的成本约为18亿美元，与之相比较，美国在坦克上花费了54亿美元，为其他所有炸药用掉了26亿美元。尽管制造核弹并不完全是一种交易，但就其效果而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项合理的花费。然而，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这场制造核弹的竞赛，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欧洲战争结束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德国在研发核武器，尽管一些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德国几位关键的科学家可能本来有能力制造出这种武器。这些文件产生于战后的阿尔索斯行动（Operation“Alsos”）期间，在这次行动中，盟军审讯了10位德国顶尖科学家，包括奥托·哈恩和维尔纳·海森伯在内。他们关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讨论可以表明，他们已经了解到原子弹背后的技术细节和基本原理。因此问题就要从“德国人是否在研制原子弹”变成“德国人为何不制造原子弹”。1933年4月7日，德国政府通过一部名为《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的法律。该法律针对“非雅利安”公务员，并迫使他们离职，其中包括那些在德国大学和研究中心（如威廉皇帝学会）工作的科学家。尽管马克斯·普朗克发出个人请愿，恳求阿道夫·希特勒撤销这一决定，但犹太科学家还是被迫离职，流亡国外。随着墨索里尼掌权，以及1938年德奥合并后，又有大批科学家逃离了意大利和奥地利。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然而它也攻击科学的普遍性观念。希特勒明确抨击他所谓“犹太科学”，包括相对论、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理论等。他将犹太科学与爵士乐、现代艺术划为一类，都属于文化的堕落形式。这一政策让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损失，也使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和英国。在通过上述法律之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于1932年前往英国，有力地披露了法西斯政策导致科学家流离失所，陷入困境。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英国成立了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旨在拯救犹太人和遭受政治胁迫的学者。这个组织很快得到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略提几位，如J. B. S. 霍尔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欧内斯特·卢瑟福、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豪斯曼（A. E. Housman）等。最终，该组织帮助1500多名学者逃离了德国和奥地利，前往英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工作。这份逃离欧洲大陆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及其他科学家的名单上众星云集。物理学家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Peierls，1907—1995）继续同英国团队合作研究，后与曼哈顿计划相联系。核物理学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1906—2005）被图宾根大学解聘，1933年与派尔斯会合。利奥·齐拉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1882—1970）都是1933年逃往英国。玻恩后来写了一本科学畅销书，名为《永不停息的宇宙》（The Restless Universe）。莉泽·迈特纳1938年先逃亡至荷兰，接着去了瑞典。恩里科·费米也是1938年借着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机会，逃离法西斯意大利，再也没有回去。许多科学家到了美国，为曼哈顿计划做出贡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佩特拉·莫泽（Petra Moser）估计，在那些逃离纳粹德国到美国的犹太科学家较多的领域，美国专利的数量增加了31%。在战前或者战争初期前往英国的科学家中，许多人随后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被授予爵位，超过100人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或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的成员。历史学家们推断，德国的种族政策，不但其本身不人道，陷自身于不义，还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削弱了本国的科学研究。流亡科学家帮助盟国取得了相对于纳粹的科学和技术优势，并为西方世界建立大科学做出了贡献。
在某种意义上，三位一体核试验释放了瓶子里的核精灵，正如齐拉所预见，轰炸日本之后，一场军备竞赛接踵而至，危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安全。和科学家卷入化学战相比，它引起了更大的争论：科学家在军事活动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科学家是否要为原子弹负责，或者这个责任应由政治家和军事领袖承担？科学政策应在多大程度上由国家安全决定？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资料图
战后年代，对许多人来说都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涉及核武器和国家安全，科学家都会被期待为国效力。从零开始制造核武器需要三样东西：铀的获取，制造武器部件的工业基础设施，以及足以运营前两者的智力资源。“二战”结束之际，有四个国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苏联。美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力量相对薄弱的加拿大则无意于实施独立的核计划，更愿意裁减军备而不是浪费钱财。战后不久苏联便开始研制核武器，1949年8月29日，在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引爆了他们的第一枚原子弹“乔1号”（Joe 1），爆炸当量为1万—2万吨。英国科学家，有些参加过曼哈顿计划，也被要求投入核研究。尽管英国饱受战争摧残，还是出台了自己的核计划，并于1952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就已紧张化。各自阵营都将对方视为接下来的敌人。乔治·巴顿将军甚至私下表示过，打败德国人之后便率领“小伙子们”攻入莫斯科。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二战”中的科学家团队并没有被解散以回归学术界，就像“一战”之后那样。相反，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氛围，即后来众所周知的冷战时期，破坏性武器的研制更进了一步。早在1938年，汉斯·贝特就研究过有关轻核元素的热核反应，以理解太阳（和所有恒星）是如何发光发热的。他得出结论，在适当的条件下，氢会发生聚变。在恒星内部极高的温度和重力压力下，氢原子被挤压到一起（或融合）形成氦。当这一切发生时，一小部分质量转化成了能量。基本原理看起来很简单：12H＋12H→24He。聚变
恒星的能量来自嬗变造成的质量损失，遵循爱因斯坦E=mc²的关系式。初始原子的质量损失了0.63%，转化为能量。虽然这个数值看似微小，但与裂变产生的能量相比已算巨大，铀原子的裂变只有0.056%的质量转化为能量释放。也就是说，单位核聚变释放的能量超过核裂变的10倍之多。这就是太阳的能量，每秒有6.5亿吨的氢转变为氦。20世纪40年代早期，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也在思考聚变的力量。裂变弹发明之后，他找到一个方法，为聚变弹创造了条件。关于首枚聚变弹（或称作氢弹）的创制仍有许多争议。斯坦尼斯劳·乌拉姆（Stanislaw
M. Ulam，1909—1984）和泰勒的优先权之争，也和围绕核军备竞赛的机密一样，掩盖了确切的历史，但很可能的是，理论工作由泰勒等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完成，年轻的物理学家理查德·加温（Richard
Garwin）到此地研究访问，做出了该装置的最初设计。氢弹的基本结构，是由重氢组件包裹或紧邻着一颗裂变弹。裂变弹以特定的方式爆炸，以达到聚变反应的燃点。泰勒支持氢弹的研发，1952年造出首枚试验弹。它高达两层楼，引爆后令太平洋的伊鲁吉拉伯岛（Elugelab）烟消云散。它的威力相当于1040万吨高爆炸药，约为投放广岛的原子弹的700倍。与裂变弹不同，氢弹的破坏力没有理论上的极限。科学家构想出的武器威力足以在大气层中炸开大洞，将整个国家夷为平地，或者制造巨大的海啸。破坏力的测量系统，数量级从千吨级跳跃至百万吨级。聚变弹除了基本的破坏力以外，还有巨大的辐射危险。较大的核武器会释放出更多的放射性物质（如锶90和铯137），它们随爆炸进入高空，然后降落到广袤的区域。许多科学家反对研制这种超级炸弹。罗伯特·奥本海默就因反对发展威力更大的武器，被剥夺了安全许可，实际上无法再为军方开展研究工作。从1947年开始，《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的封面印上了世界末日钟。第一个钟的时间定格在23点53分。1953年，美国和苏联都试验了聚变武器之后，这个时间被调整为23点58分。1955年，伯特兰·罗素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宣言，号召各国政府寻求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并放弃核军备。宣言的签署者有马克斯·玻恩、珀西·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利奥波德·英费尔德（Leopold Infeld）、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赫尔曼·穆勒、莱纳斯·鲍林、塞西尔·鲍威尔（Cecil Powell）、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尽管战争迫使科学家将国家利益凌驾于国际科学共同体之上，但这些科学家的举动表达了一种对抗措施，即重建国际的科学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两种相反的忠诚彼此斗争，
一方面是民族自豪感和安全感（以及资金来源），一方面是对科学理解的普遍性本质深信不疑。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用到什么武器战斗， 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棍棒和石头。”
科学通史：从哲学到功用
[加]安德鲁·埃德 [加]莱斯利·科马克 著 刘晓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8
ISBN：9787108075956 定价：128.00元
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兴起，到共同应对新冠病毒感染，本书概括和梳理了近三千年来人类科学思想和文明的发展历程。科学史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一些科学史家聚焦于观念的思想史，而另一些则追溯天文学或物理学等专门学科的发展。本书综合运用两种视角，汇集了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一方面考察了科学思想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存在的张力，另一方面通过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追溯科学的历史。本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聚焦于 20世纪以来的科技史，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本书讲述的故事，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所有人的生活。学习科学史，就是学习人类历史经纬中的一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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