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河史研究——辛德勇新书见面会
嘉宾：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时间：9月22日（周五）19：3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开放式活动，无需预约
黄河与中国文明关系紧密：它是农业社会形成的根基，在此之上又形塑了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在适应、治理、利用黄河。
《简明黄河史》是辛德勇老师新近出版的一部普及性著作，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认识、开发和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黄河河道的变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演变历史以及黄河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全书在梳理黄河自然变迁的同时，讲述黄河对古代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影响，以展现人类与黄河之间的深刻互动，是读者系统了解黄河历史的极好读本。
本周五，辛德勇老师做客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与读者一起分享他史学研究的初衷及著书的思路、心得。
唐朝的大诗人李白在《将进酒》这篇著名诗章中曾经写道：诗句固然写得十分豪放，但他对于黄河水源的描写则完全是文学的夸张。黄河里的水当然不是从天上流下来的，只是人们当时确实搞不清楚河源是在哪里，诗人可以有充分的余地去驰骋他的艺术想象。直到有系统文字记载的殷商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谈不上认识黄河的源头问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西部边界已经扩展到了青藏高原边缘的黄河上游支流洮水（今洮河）流域，并且与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羌人有了较多的交往，从而对黄河的上源有了一些了解。《山海经》和《禹贡》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两部重要地理著作，其中都记述了当时所认识的河源。《山海经》说，黄河源自昆仑山；《禹贡》说，河源出自积石山。关于昆仑山和积石山到底分别是指现在的哪一座山，却一直有许多互不相同的看法。大致看来，应当是指今青海省东部黄河大转弯处的一些山脉。显然，这与黄河真正的源头还有相当远的距离。但是，在交通落后、民族隔阂严重的古代社会里，对于一些重大地理事实的认识，常常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
西汉武帝时，派遣了一位名叫张骞的使节，出使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是中原王朝的官方人员第一次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各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是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人称“凿空”，也就是打通了通往西方的孔道。张骞在带回大量西域文化的同时，也向中原朝廷报告了一个错误的地理认识，即生活在今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西域人普遍认为塔里木河在沙漠中潜流到了地下，然后流向东方，直至积石山下，始重新涌出地面，汇积成黄河。这本来是一个带有传说色彩的推测，可是汉武帝却信以为真，于是对照着古书上黄河源头出自昆仑山的记述，断然指实所谓昆仑山就是塔里木河南面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君主专制惯了，大多免不了愚蠢。因为没人敢告诉他那个连小孩子都懂的常识—水往低处流，塔里木盆地最低洼处的水流怎么能涌上高高的青藏高原呢？汉武帝轻率地把昆仑山定在塔里木河源头以后，黄河“重源潜流”这一错误说法成了以后文字的依据。于是谬误被许多人遵奉为真理，一直到清朝末年乃至民国时期，仍然有人笃信不疑。西晋时期，人们已经了解到黄河上源的星宿海，这比此前模糊不清的“积石山河源说”前进了一大步。西晋人撰写的一部名为《博物志》的书里记述说：黄河发源于星宿海，刚流出的时候非常清澈，带有红色，后来途经的各条河流汇入后才变得混浊。当时的大学者杜预也写下了与此相似的记载。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大批少数民族内迁，青藏高原上河源附近地区的羌族人与内地的交往也增多了。这样，人们又自然地进一步加深了对河源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隋朝在今青海阿尼玛卿山附近的黄河大转弯处设置了河源郡。虽然当时还没有实地勘察河源的具体所在，但“河源”这一郡名的设定，说明人们对于黄河源头的了解已渐趋明确。
唐朝初年，由于占据着青海高原的吐谷浑人不断侵扰唐王朝的西部边境，唐太宗在贞观九年（635）任命著名将领李靖出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任城王李道宗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统带大军前去征讨。远征军连连取胜，追击溃败的吐谷浑人，一直抵达星宿海以西的河源地区，中途还经过了黄河上游的扎陵湖（当时称为“柏海”）。史书上记载，李靖一行人在星宿海附近观看了黄河的源头。这是来自中原的人第一次亲身察看黄河真正的源头。尽管限于战事，李靖等人不可能更进一步地考察，但这次行动却为后人进一步认识河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靖西征之后不久，在贞观十五年（641），发生了著名的文成公主入藏事件。文成公主入藏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率领部属“亲迎于河源”。180年以后的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朝廷派大理卿刘元鼎做会盟使，出使吐蕃。历史文献中对于刘元鼎的出行路线有比较具体的记载，其中提到在这条驿道的西侧，有一座叫作“紫山”的山峰，黄河在山间发源流出后，颜色逐渐由清变赤。现在黄河上源地区的卡日曲，在藏语里就是红铜色河流的意思。因此唐朝人所指认的河源，应当就是现在所确定的黄河正源卡日曲。而所谓“紫山”，刘元鼎说当地人又称为“闷摩黎山”，实际上也就是现在的巴颜喀拉山。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由朝廷出面组织，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河源勘察活动。这次带有科学色彩的地理探索活动，其直接起因却是元世祖忽必烈想要开发黄河航运，从上游源头地区起航，把青藏高原上的各种番货直接装船运到京城里来。现在我们稍具地理常识就能够明白，黄河上源地区水少流浅，无法通航，因而这本是一个很荒唐的想法，可元世祖却一本正经地把这当真事儿做。为了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首先搞清黄河上源的水道。当时，由朝廷组织的实际是一支“河源考察队”。这支“考察队”的队长是荣禄公都实，正式官职叫“招讨使”。都实率领着一班人马，身上佩带着朝廷颁赐的金虎符（凭借着它可以在沿途得到各种供应），用了4个月的时间，从京城走到了河源。他们在同年冬返回朝廷，详细地汇报了沿河的城邑和驿舍。遗憾的是，都实本人没有写下任何著述来记录这次前所未有的考察活动。幸好有一个叫作潘昂霄的翰林侍读，他从都实的弟弟、翰林学士阔阔出那里听到都实的事迹后，仔细询问了河源的地理状况，写下《河源记》一书，记录了这次考察的结果（据原文改写为白话）：黄河的源头在吐蕃朵甘思（地名，指今巴颜喀拉山附近地区）西边，有100多汪泉水，有的呈喷泉状，有的看上去就是一片水洼。水面沮洳散漫，散布在方圆七八十里的地面上，而且是容易陷没人的泥沼，无法承负行人，不能近前查看。走到旁边的高山上向下俯瞰，水泊像一排排星辰般闪闪发光，所以把它叫作火敦脑儿。火敦，翻译过来就是“星宿”。一条条河流奔流汇聚，流过将近50华里，汇聚成两大湖泊，名为阿刺脑儿（即扎陵、鄂陵二湖）。
这段文字，已经把黄河源头星宿海地区的地理景观细致入微地刻画出来。美中不足的是都实一行只走到星宿海边，没有能再进一步上溯黄河最初的本源。当然，这很可能与其最初的考察动机有关，因为从星宿海再向上，就绝不可能开通航运，没有继续探查的必要。就在都实等人勘察河源的同一时期，当时的大地理学家朱思本得到了一部用梵文撰著的地理书籍，把它译成了汉文。这部书中所记述的河源，已上溯到星宿海西南一百多华里以外。文中记述说（据原文改写为白话）：这样的泉水有一百多处，向东北流过一百多华里，汇聚成一个大泽，叫作火敦脑儿。
与实际地理状况相对照，在星宿海以上，黄河共有三支上源，其中只有现在被定为正源的卡日曲符合上述由西南向东北流的流向和一百多华里长的流程，因此这部梵文书籍所记述的河源只能是指卡日曲。朱思本的译著与都实等人的实地探查活动相得益彰，使中原人第一次全面、具体而又系统地了解到河源的实际状况。因此，元代可以说是河源认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阶段。
元代以后，明、清两朝都有人先后考察或途经过河源，而所得到的认识却再也没有超过唐朝和元朝人已有的知识。相反，有时还产生了严重的倒退。河源认识史上的一个倒退是清朝人曾错误地否定了卡日曲为黄河正源的看法，提出应以黄河三条上源中的另一条河流阿尔坦河（即今约古宗列曲）作为黄河的正源。这一说法因被写入了著名学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一书而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紧接着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进行的一次河源探查时就否定了这种错误看法，恢复了卡日曲的正源地位，但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重新勘察河源时，还是重蹈了这一谬误，把约古宗列曲列为黄河的正源。直到1978年经过认真地考察和论证，才又把这一错误彻底纠正过来。清代在河源认识上的第二个倒退是重源说再度抬头，取得了支配地位。唐代中期的杜佑在《通典》中最早对重源说发出了挑战；元代撰写《河源记》的潘昂霄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塔里木河水系的河流都已渗漏到沙漠之中，并没有潜流重出的可能。清朝政府虽然组织人多次考察过黄河源，可对于黄河正源的确定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在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河源纪略》一书中，以皇帝御定的形式，进一步强化了重源潜出之说。在民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譬如清末的陶葆廉，在地理学方面本来是颇有一些贡献的，可是在河源问题上，他却仍旧拘泥于重源潜流之说。这种状况反映出，终有清一代，黄河重源说始终没有被戳穿。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各种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地理学思想的传入，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黄河重源说纯属无稽之谈，从而最终抛弃了这一荒谬的传说。从清朝末年开始，先后有许多外国探险家来到中国从事河源探查。其中较早踏上青藏高原的是印度测量局派遣的班智达阿喀（Pandit A-K）。他在1879年10月穿过唐古拉山口进入青海，沿今青藏公路，经沱沱河谷、昆仑山口到达格尔木，后又越过当金山口到酒泉，次年8月南返，行经河源地区。1884年5月，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Przhevalsky）穿越布尔汗布达山到达星宿海东口，南行到通天河，6月返回，途经扎陵、鄂陵两湖南岸，北上巴隆。1900年，俄国人科兹洛夫（Kozlov）率领探险队经过鄂陵、扎陵两湖南下昌都，1901年又经过两湖地区向北折返。科兹洛夫和他的探险队成员卡兹纳科夫（Kaznakov）测绘了两湖沿岸部分地区，并且在他的旅行记中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动、植物情况做了具体的描述。这是河源地区较早的近代科学探查记录。德国人台飞（A. Tafel）在1906—1907年间到过黄河上源之一约古宗列曲的源头，并绘制了《黄河源区图》，但是他也没有勘察过正源卡日曲。西方学者的探险和勘察工作，对于清楚认明黄河的源头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富有价值的成果，但对于促进中国学者的河源勘察和勘测工作，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在20世纪30年代，国内先后有熊永先、曾世英、李承三、罗文柏、严德一、沈汝生等科学工作者赴河源地区考察。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没能抵达黄河上源，完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河源勘察工作。黄河正源卡日曲（惠怀杰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工作者才有可能对河源地区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1952年，另一次在1978年。1952年8月，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支由60多人组成的黄河河源查勘队。考察队在黄河源区查勘了4个多月，行程5000公里，搜集了丰富的资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有组织的正规科学考察，并没能得出与之相应的科学结论。考察队不仅错误地把发源于雅合拉达合泽山以东的约古宗列曲定为黄河的正源，而且还错误地把黄河源区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名称互相颠倒，把扎陵湖在西（上游）、鄂陵湖在东（下游），错定为鄂陵湖在西、扎陵湖在东。致使以后的20多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种地图和教科书基本上都沿袭了这种错误的说法。这个错误结论当时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对，有关专家纷纷发表文章，尤其着重从历史渊源上来论证卡日曲应为黄河正源，鄂陵、扎陵两湖的名称也应遵从历史习惯重新调换回来。为彻底查清河源问题，青海省人民政府在1978年组织了由21人组成的考察队，其中包括历史、地理、测绘等许多学科的专家。在充分查阅历史记载和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黄河的几条上源和鄂陵、扎陵两湖地区。在星宿海以上，黄河共有三条上源，即南源卡日曲、中源约古宗列曲和北源扎曲。由前文所述可知，从唐代起到元代，人们就一直以卡日曲为正源。清代一度出现过歧说，改定约古宗列曲为正源。通过1978年的考察，已经基本探查清楚黄河几条上源和扎陵、鄂陵两湖的主要地理特征，尤其是其水文特性。在这一基础上，有关专家综合考虑如下各项因素，比较卡日曲与约古宗列曲的情况（扎曲因流程过短，可以首先排除在黄河正源之外），重新审定了黄河的源头：①从河流长度上来看，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出约25公里。②从河水流量上来看，卡日曲的流量比约古宗列曲大1倍以上。③从源头的水势来看，在同一时期内卡日曲源头的泉水比较旺盛，在干旱年份也常流不断；而约古宗列曲则泉水细微，河床中可以见到多处断流。④从流域面积上来看，卡日曲为3126平方公里，约古宗列曲为2372平方公里，卡日曲的流域面积比约古宗列曲大700多平方公里。⑤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如前所述，从唐代开始，经历元、明、清几朝，绝大多数时期当地及中原居民都是以卡日曲为黄河正源，而以约古宗列曲为正源则仅限于清朝很短的一段时期内，而且这还仅仅是官方的主张。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情况，卡日曲显然更有资格成为黄河的正源。根据这次考察和研究的结果，国家正式批准，把卡日曲更定为黄河正源，同时也依据历史沿革和当地实际习惯，把1952年弄颠倒了的扎陵、鄂陵两湖名称改正回来。
这次审定黄河源，绝不只是单纯地重新确认了历代已有的成见，而是第一次在全面了解河源区地理状况的基础上科学地认识了河源，李太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疑问，这时才有了切实可信的答案。▼
简明黄河史
辛德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9
ISBN：9787108077196 定价：69.00元辛德勇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普及性著作，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认识、开发和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黄河河道的变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演变历史以及黄河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全书在梳理黄河自然变迁的同时，讲述黄河对古代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的影响，以展现人类与黄河之间的深刻互动，是读者系统了解黄河历史的极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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