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展的革命运动有两大支柱：一个是他革命运动高举的“共和”“创立民国”这一新的政治理念，另一个则是他继承的如“造反”、“起义”以及“光复”（光复汉民族主体）这些极具象征性意义的词语所描述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二者相辅相成。或者应该说，他在“造反”“光复”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捕捉到了“共和”“民国”这一理念。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本质。
任何一个国家，当其政治体制开始衰退，其政治体系开始功能不全的时候，其政治文化传统就会为破坏这个政治体制提供思想依据，同时提示一个新的愿景。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在迎接终极危机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随后的发展毫无疑问代表着这个国家某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展现。具体到孙中山来说，就是占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的文化——与“农民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
*文章节选自《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华世界的解体与重构》（[日] 野村浩一 著 三联书店2023-10）
1912年8月，解除了民国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自请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图为孙中山乘坐京张铁路专列——边际人与“农民文化”
关于孙中山，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政治立场对其进行了研究，并且产生了海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将孙中山定义为边际人，并从他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文化派生出来的政治、社会力量开始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哥哥在檀香山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在哥哥的资助下，孙中山自幼离家（1879），在檀香山接受了西式的近代教育。他5年之后（1883）回国，后来又在广州以及香港学习西方医学，踏上了行医之路。纵观当时的中国，孙中山的这种成长经历毫无疑问算得上极其独特了。
少年时代的这种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性质的文化体验造就了孙中山的与众不同。一方面，他与旧的习俗、传统格格不入，对其感到愤懑与不满。这或许是因为他这段海外的学习经历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他得以从外部观察到中国的旧世界。另一方面，他接触到的西方近代文明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给他带来了近代合理主义的思考。为了从原点确认孙中山的政治出发点，我从众多的传记资料、著作当中选取了一些片段。在去往檀香山的船上，孙中山目睹了一名水手死亡后，他的遗体被装放于布袋中抛向海洋进行海葬的全过程。这给12岁的孙中山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为自幼年开始，他就耳濡目染了父亲以及村邻们对“风水”（相地之术）的信仰，乡邻们都会通过看“风水”来寻找吉祥之地。人死的时候，都要择“吉壤”“入土为安”。这种传统的大陆农村社会的观念、习俗给他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记。眼前的光景与他脑海里的固有印象实在太过冲突。很显然，这个世上存在不同的世界，中国之外还“天外有天”。无疑，这宣告他来到了一个与传统中国完全相异的世界。来到檀香山后，孙中山被哥哥安置在一所圣公会牧师所经营的八年制学校（奥兰尼学院）上学。他在那里接受了英国式的教育，并接触到了基督教。在课外活动的时候他还参加了消防训练和军事训练，接受了自治的精神。这与中国村塾教育的不同就无须赘言了。毫无疑问，这段经历影响了孙中山，让他以合理主义的眼光重新看待过去的风俗、习惯，甚至包括思考问题的方式等。两种不同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在他的头脑中开始了碰撞。实际上，这也让孙中山的监护人——他的哥哥孙眉内心产生了不安。因为孙中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开始批判中国人供奉无比敬仰的关帝（关羽）像的行为。这也是哥哥勒令他辍学回国的理由之一。“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才是。”确实，这也是一个边际人在接触近代西方文化这种异文化的时候，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对传统习俗产生疑问的一种合理化的过程——譬如从某种巫术中解放的过程。不过，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孙中山的这个变化过程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一点与其他一些历史人物有共同之处。根据他在檀香山结识的朋友所述：“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有一天晚上，他（孙中山）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虫蚁，这样对吗？’”孙中山自幼就听村里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非常崇拜洪秀全。这一点在他的童年逸事中多有记载。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于童年时候的“贫困”生活，“到了他能够进行自我思考的年龄，首先在他脑海里产生的疑问就是自身的境遇问题”（宫崎滔天），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在各类研究孙中山的资料中，这一点多有记述。无论是谁，在形成个人人格和世界观的时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孙中山的成长史中，他的这一段檀香山的经历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能够跳出生他养他的故乡——中国，并且非常直观地从外部世界来观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天子）以及帝王思想。确实，与近代西方文明的接触给他带来了传统习俗、迷信、思想观念上的解放。但是，试想一下，在当时的封建王朝中国，最大的巫术是什么？应该说就是帝王思想了吧。至少，在公共政治这一层面，帝王思想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譬如20世纪著名的知识分子费孝通就有这样一段关于他童年时代的回忆的记述：我记得幼年时曾经不知怎么在小朋友面前夸口自称起皇帝来，祖母在旁边赶紧很严厉地呵斥：“这是不能说的！”他在后面还添加了备注：“用现代名词说是Tu，即是孩子们戏言都不能触犯这个威权。这不是迷信，历史上，至少是传说的历史上，有着屠杀据说命中有做皇帝可能的孩子的说法。”
1916年，孙中山、宋庆龄等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
以上是我大致整理的孙中山作为一个边际人的来龙去脉，下面我想稍微具体地分析一下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的方向以及这场运动的性质。（一）孙中山之所以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生他养他的世界，正是由于他这次独一无二的檀香山经历——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生活之后所产生的激进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孙中山在回国之后一边学医，一边反对旧俗，反对迷信，开始宣传改良思想，发起启蒙运动。《致郑藻如书》（1892，《澳门报》）可以说是他的处女作，其中，孙中山提出了兴农会、严禁鸦片、村村开设学堂等具体的实践性方案。孙中山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的全局观，他将中国社会看作一个社会体制、一个整体的体系，欲从外部客观地、整体地加以把握。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他青年时期想要寻找社会活动场所时所发表的言论——《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在这篇《上李鸿章书》中，他一面探寻欧洲富强之本，一面思索中国应该采取之措施，寻求实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之道。尽管“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乍一看像个惯用句，但实际上是从人、土地、生产、流通这四个方面给整个中国社会体系把脉会诊。19世纪中期以后，不断有开明的知识分子通过与西方进行比较研究来给中国出谋划策，提出改革方案，但都只是针对某一个方面而已，而孙中山却能轻松地跳出王朝体制的框架，提出整体的思路。这正是因为他具有一个边际人的眼光。也许，我们会将他的这种思维和眼光全部归功于其个人经历和人格，但是，我觉得这还得益于那个时候广大的中华世界正在发生巨大改变这一历史现状。
确确实实，孙中山的个人经历非常独特，他的个性也很强。但是，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民众远走海外他乡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一点非常明显。特别是中英《北京条约》（1860）、中美《蒲安臣条约》（1868）签订之后，按照条约，清政府允许中国劳动力移民海外。在这之前中国劳动力移民仅限于东南亚地区，从这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向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输出。自从英国的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打个比方，西方列强给中华帝国施加的强压，就像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虽然传达到了每一个中国人身上，但是也将中国沿海地带（广东、福建）的人推往了海外。那个时候，居于帝国中枢的皇帝-官僚体制不得不直面异质、异文化的西方文明世界，正统的儒家哲学也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文化摩擦（例如道器论、中体西用！！）。当我们将中华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处于这个世界底层的一部分民众，以被外来压力推出去这种被动的方式开始体验国外的文化，并与国外文化发生碰撞。这是一种没有明确形态的无定形变化。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像奔向大海的波浪必定会反冲回来一样，往外发展的民众终会再次回来冲刷这个国家的海岸。孙中山的全局性思维与眼光来自他与众不同的境遇。但是，这种现象也绝不是孤立的。虽然他的成长过程在中国民众整体中带有特殊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非常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是一类典型的代表。他代表的是中华帝国体制解体过程中，在这种体制下产生并逐渐积蓄下来的一种社会的、文化的能量。也许，我们必须给孙中山所代表的这种变革的力量以及方向一个准确的定位。拥有帝制国家、朝贡体系的中华世界长期以来一直君临东亚，如今，这个国家迫于近代西方的武力不得不打开国门，其体制逐步土崩瓦解。最重要的是，在其自身的周边区域，在政治文化次元自主地产生了对立物。这就是后来孙中山所提出的共和理念以及基于这个理念所扛起的“创立合众政府”“创立民国”的大旗。他的理念不仅平实易解，而且具有连贯性，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方向。辛亥前，海外华侨在各个领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将孙中山的活动定性为亡命者从海外归来的一次革命行动。他的所有革命活动都是中华帝国历史形成的产物，特别是这个帝国19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面貌改变过程中、自身解体过程中所产生的恶果。这种中心-边缘的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华人世界的形成过程）恐怕一直是推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动力。
武昌起义爆发后，北洋军向革命军反扑，炮轰汉口，城内中弹起火
（二）关于作为边际人的革命家孙中山，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来：他同时还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拥有庞大基数的底层民众的一员，是农民大众之子。无须赘言，儒教思想、儒家哲学代表了中华帝国正统的政治文化。有儒教哲学作为其坚强的后盾，“皇帝-官僚的中国”在数亿民众之中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不倒。即便是表面上面向所有国民开放的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了农民中的上层阶层，官方认可的儒家哲学、儒教道德广泛地覆盖了广大民众，“皇帝-官僚”的政治文化本身在本质上还是基本与穷苦的农民大众无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个帝制国家的政治文化当中，农民大众可以说是被置于边缘位置的。这种环境下的农民世界，一方面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中，在皇帝-官僚体制下养成了农民大众服从、隶从的心性；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他们打着“劫富济贫”“等贵贱、均贫富”的旗号揭竿起义、造反的政治风土。中国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几乎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这正是农民大众最广泛意义上的追求天下之“公”或者天下之“平”的心性，也可以说是底层民众世界里潜在的政治文化传统。
“天下为公”
确实，只要我们追寻孙中山的个人足迹，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出身于农家，却并没有从事过农业耕种，相反，他通过与西方医学、科学、社会思想接触，走在了当时知识世界的前沿，成了一名拥有先进观念的知识分子。但是，毫无疑问，他与乡绅-科举考试这种“皇帝-官僚的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完全脱节的。正如后面很多事例所证明的那样，他很明显地属于“农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他在将他“打倒专制政府”“创立民国”的主张付诸行动的时候，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革命运动的依据正是来源于这种造反、起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众所周知，孙中山通过征求志同道合者，积极联络三合会等民间秘密社团、会党等来开展他的革命活动。这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一贯奉行的策略。与他将起义地点定在西南边境一隅这个决定一样，这同时也是他在革命派内部引起争议的一个战略。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政治运动在政治史上的评价如何，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个插曲，来看看中国内在的这个造反、起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如何通过边际人孙中山与革命相结合，又是怎样往革命转轨的。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不幸失败，他逃亡日本。当他在日本神户登陆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抵日。据说当时“革命党”三个字给他的同伴陈少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陈少白脱口说了一句：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革命”是指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我们的行动只不过是造反而已。据说孙中山当时是这样回答陈少白的：“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确实，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事实上的“造反”。或者说，对于当时的政权来说，他们的行动是一种谋反的行为。而且，他当时依靠的武力也来自不惜“造反”和“起义”的会党势力。不过，孙中山也仅仅只是单纯地想借助会党的军事力量而已。他在“造反”的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了“共和”的理念，然后想通过创立合众政府来开创民众的天下以取代皇帝的天下。这极其自然地与农民世界的政治文化传统结合到了一起。他在远离皇帝体制的中国的边远地方找到了他革命运动的最大能量源泉。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多年，是一段开展了各种活动、为辛亥革命蓄力的历史，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的各种活动绝不简单，涉及的既有进入20世纪之后陆陆续续来日的中国留学生活动的问题、海外华侨的问题、保皇党与革命党之争的问题，甚至也有在同盟会内部存在的路线不同的问题。革命运动组成人员的阶层极为复杂，革命本身也不断遭遇挫折，他组织的活动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但是他又不断地一次次重新发起。尽管如此，决定革命方向的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和行动一方面源于他领先于时代的边际人身份，另一方面又在于他与中国内在传统之一的“造反”的政治文化紧密结合，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一方面，兴中会在全国各地不断成立分会，入会宣誓等都还以传统的秘密仪式的形式举行，但是，另一方面，兴中会的组织和运营却是以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展开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1894年11月，孙中山和进步华侨在美国夏威夷成立兴中会正如他后来经常感叹的那样，兴中会成立之初的十年是革命运动最为艰苦的时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那个时候，志同道合者少，赞同者少，而且还要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会”势力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影响做斗争。这一期间，孙中山辗转于东南亚、檀香山、北美等地，高呼“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口号在当地华侨中开展活动。不过，他那个时候的活动，虽然也扛着“革命”的大旗，但是其实与他后来将共和国（repuli）＝共和这一全新的理念带入中国后的“革命”相比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总让人隐隐约约觉得带有这个国家农民世界的色彩，充满自信与乐观。正因为如此，19世纪末中华世界开始被打破、帝制国家刚刚开始解体的时候的变革极其活跃。行文至此，我不得不提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推翻满洲王朝的异族统治。我们先简单地给这个问题一个大致的定位。孙中山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檀香山兴中会盟书，1894.11.24）后来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中国同盟会总章，1905.8.20）。他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三民主义纲领：“民族、民权、民生。”正如他提出的同盟会的宗旨和三民主义的纲领所示，辛亥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推翻满洲贵族的异族统治。20世纪初的中国，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排满”的革命思潮汹涌而至。譬如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发起召开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东京），1904年革命团体光复会、华兴会的成立，等等。那时候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这些排满兴汉的潮流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他“排满”纲领的提出是非常早的，算得上先驱者。旧社会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以及他们的子弟在经历了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拒俄运动、海外留学等之后逐渐将矛头转向“排满”，而孙中山则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绝对与他所站的历史高度息息相关。例如，他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1903）一文中写道：“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止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虽然洪秀全只是无权无势之“一介书生”，但是，当他倡导“除虏朝，复汉国”之时，应者云集，最终“取金陵，雄踞十余年”。在这里，他明确提出现在的政治体制是异民族统治，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性质为汉民族恢复民族主权的民族革命。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言论肯定带有一定目的性。而且，一直以来他欲拉拢借力的会党最开始就是以“反清复明”起家的。对于被清政府称为“长发贼”“粤匪”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被看作下层民众发起的疯狂排外运动的义和团运动，当时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们大都举棋不定，其评价、态度大多还很暧昧。然而，孙中山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认为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义和团运动都体现了人民的爱国之心、爱乡之志。这彰显了他农民大众的政治文化背景。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1890年代中期很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恢复中华”的口号。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同盟会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非常有名的三民主义纲领：民族、民权、民生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就能看出孙中山开展的革命运动有两大支柱：一个是他革命运动高举的“共和”“创立民国”这一新的政治理念，另一个则是他继承的如“造反”、“起义”以及“光复”（光复汉民族主体）这些极具象征性意义的词语所描述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二者相辅相成。或者应该说，他在“造反”“光复”这一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捕捉到了“共和”“民国”这一理念。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20世纪中国变革的本质。任何一个国家，当其政治体制开始衰退，其政治体系开始功能不全的时候，其政治文化传统就会为破坏这个政治体制提供思想依据，同时提示一个新的愿景。历史悠久的中华帝国在迎接终极危机的时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及其随后的发展毫无疑问代表着这个国家某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展现。具体到孙中山来说，就是占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大众的文化——与“农民中国”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孙中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运动定性。因为“光复”的口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推翻清朝政权，将其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很容易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特别是那些以保持汉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光复会、华兴会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证。不仅如此，在革命各派大团结背景下，成立了同盟会之后，一心一意以恢复汉民族统治为己任的光复会派系成员反而与总理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导致同盟会发生分裂。尽管如此，正如王韬所描述的那样，长期以来君临东亚的中华帝国“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中华世界本身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这个国家政治社会中最为基础的几种政治文化传统被激发。而且，孙中山在这一系列“造反”“光复”的运动中，最早提出了创立“民众的天下”这一“共和”的理念，并且通过这一理念的提出，描绘出重构、再生中华世界这一关键性愿景。可以说这一点非常明显。孙中山在20世纪中华世界发生巨变的开端，代表了胎动中的政治、文化诸势力中的一股，而且，这也表征了孙中山在辛亥前史中的政治地位。我想这一点绝对无误。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清王朝灭亡。2月15日，孙中山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及军士拜谒明孝陵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孙中山所提出的“共和”的理念本身深深地留存着这个国家传统思想的印迹。首先，孙中山之所以提出推翻清政府的“暴君专制之政”，最主要是因为它“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其仆隶”。他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这才是民国的“民国”二字的由来。“民国既立，则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这里，孙中山对专制统治的全盘否定可见一斑。皇帝“自命为天子，待民众如虫蚁”，本来应该公有的天下被他当作“个人之私产”。众所周知，“天下为公”才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他最根本的理念。人民“公理”的天下，“平等”才是其真正的本质所在。“盖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而设，如教育所以平均知识……推之万事，莫不皆然。”孙中山所提出的“共和”“民国”乃至后来的三民主义无一不来源于这一“公”以及“平”，而这所谓的“公”与“平”应该称得上是这个国家最基层的价值理念或者价值规范之一。为了实现“公”，他提出了民权主义，为了实现“平”，他提出了民生主义。这种价值规范下的孙中山的愿景，在后来他领导革命运动之际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暂且留待后述。在这里我想先探讨孙中山的思想与行为是如何触动这个国家文化的深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暂时离开孙中山的思想轨迹，将视角转向推翻清政权的辛亥革命的政治问题。孙中山，或者说广义上的革命派是如何认识接下来马上就要发生的这场革命的呢？他们究竟想要改变些什么，又将如何去改变呢？ISBN：9787108075888 定价：69.00元中国的20世纪堪称“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这样的一个历史时代该如何去定义？清王朝作为中华最后的帝国体制被打倒的时候，中国革命的担当者们如何理解旧中国？面对西方世界及日本的经济、文化、军事侵略，他们所背负的历史性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从帝国向共和国转换的？
本书以对民权、立宪、皇权这三个政治文化范畴的分析为出发点，探索了20世纪前四十年间思想交错的状况下，中国政治展开过程中若干重要的政治思想史问题。作者采用问题史的写作方法，描绘了“中华世界”在近代潮流中被重组的权力样貌，以及20世纪中国获得的新旧重叠的思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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