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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和古希腊的宗教对女性的身份和地位施加了关键而不同的影响。希腊女性的最高荣誉来自公共节日活动——那里是她们竞争美貌和音乐才能的舞台。通过竞争和其他相关活动建立起来的友谊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情感生活十分重要。先秦时代，祖先崇拜不仅是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宗教基础，也是女性日常道德规范的宗教基础。我们透过希腊节日所看到的女性竞争意识以及家庭之外同性/同辈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整个希腊传统的典型特征。对先秦时代的女性来说，她们虔敬地参加祭祖仪式，在父系家庭制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为一种等级化的和谐而奋斗，在这一点上她们遵循的准则和理想与男性族人相同。
*文章节选自《𬞟蘩与歌队：先秦和古希腊的节庆、宴飨及性别关系》（周轶群 著 著 三联书店2023-10）
中国与古希腊节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希腊文学关注女性之间建立在带有竞争色彩的节日活动之中的伙伴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带有情欲色彩，还是表现为友情，对节日经历的强调为希腊传统独有。希腊传统中，部分作品以表现女性友情为主，尤其关注个人能力突出的歌队队长如何团结歌队成员，如卢浮宫馆藏的阿尔克曼的《少女歌》。还有作品侧重于表现同性伙伴关系的情欲色彩，以及歌队队长如何用个人魅力感染队友，击败对手，如阿尔克曼的另外一篇《少女歌》。但两类作品都高度关注团队成员之间的感情对于增强团队凝聚力的作用。我们常常难以判断这些作品中女性情感关系的性质，以及不同情感之间的细微区别。上述两种情感很可能并存，只不过在不同背景下，某一方面被着重表现。希腊文学歌颂的这种以节日为基础的女性年友关系在先秦文献中毫无踪影。先秦节日中活泼闪光的年轻女性通常以个体身份出现，而非一名具备竞争精神，与其他成员有共同目标和情感经历的团队成员。另一个不同点是，先秦节日文学对两性互动的描写集中于求爱活动，这种“礼貌竞赛”（contests of courtesy，葛兰言语）与阿里斯托芬笔下那种贯穿古希腊节日的性别对立截然不同。虽然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叛军”辩称女性的团结精神对男性和整个公民集体的发展来说是有益的，但古希腊文化对团结起来的女性无疑有一种焦虑，将女性的团结精神看作一种威胁。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古代道德家对性开放的担忧。先秦节日不但缺乏促进女性家庭外交际网络的制度性基础，而且有可能受某种制度化进程的影响，不断地强化父系氏族在礼法层面的核心地位，进而导致传统节日活动逐渐式微。在这一过程中，节日的多元性，活动的丰富性，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都被削弱了。根据《周礼》的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据称这里描写的是西周早期的情况。《诗经》和《周礼》学者传统上将这段引文中所说的节日看作《诗经》中许多描写男女交欢的作品的背景。在他们看来，上述记载体现了君主对百姓的关怀。按照此种观点，举办节日的目的就是为青年男女提供交际平台，帮助他们迈入婚姻，生儿育女。这种理解背后也许是周代对上古节日的双重“驯服”。一方面，官方明确了自身在节日活动中的利益和角色，将节日活动同民众福祉直接联系起来，逐渐实现了对非官方性质集体活动的掌控，其目的是使节日活动服务婚姻和家庭制度。另一方面，官方试图在国家层面推广那些将父系家族定义为社会的基础、明确女性在家庭范围内地位和权力的宗教活动。这种“开化”运动如何/是否影响了上古节日传统的逐渐衰退？虽然材料的缺乏使这类问题的研究变得棘手，但现有的早期材料中有充分证据证明祖先崇拜作为典型中国家庭宗教的重要性。上述官方“驯服”行动的一方面，即通过婚姻来约束男女在节日活动时的自由结合，让我们想到前人的一个观点，即希腊女性歌队通过让所有成员在众目睽睽下表演，对女子婚嫁起到管控作用。但周代官方“驯服”行动的另一方面，即提倡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教思想体系，则是中国传统特有的。
西周中期曾参加讨伐淮戎战事的冬铸造的冬方鼎。开篇部分记录了周天子因为感念过世的父亲，派他率军讨伐淮夷诸部。英勇作战，毫发无伤地班师回朝并受到天子的款待。冬将一切归功于父母的庇佑，结尾部分点明祭祀对象和使用场景。比起对节日活动的密切关注，现有古希腊材料中有关女性家庭仪式的内容非常少。尽管如此，我们注意到先秦和古希腊女性在家庭仪式中扮演的角色仍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首先，与中国的情况类似，希腊妇女也参与仪式和宴会，甚至担任管理者的角色，但主导者一般仍是父亲和丈夫。例如在《奥德赛》第3章，目睹雅典娜真身现形之后，涅斯托尔在家中为她举行祭祀。在男人们宰杀祭品之前，涅斯托尔的妻子、女儿、儿媳齐声为这神圣场合发出欢呼，她们也参加了祭祀之后的宴会。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疯狂的赫拉克勒斯》中（第922—927行），当男主在家中举行祭祀来祓除刚刚发生的一场屠杀所带来的不祥时，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宙斯祭坛旁等待他前来主持仪式。色诺芬的《家政论》当中，女性承担了管理家庭祭祀的任务。第9章（第6—7节）中，雅典绅士的代表伊斯科马刻斯在指导年轻的新婚妻子管理家庭资产时，所列清单上的第一类物品就是祭器。在后文中，祭器和男女的节日礼服被归类为“节日用品”，与“日常用品”区别开来。显然，通常情况下包含庆祝活动在内的家庭祭祀是希腊主妇的重要职责之一。The Apotheosis of Homer
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此外，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古希腊，婚姻都会导致女性家庭祭祀活动的中断和转变。先秦时代的女子出嫁后，祭祀的对象从本家的历代祖考变为夫家的先祖，且只有在婚后，女性才正式得到祖先崇拜体系的认可。类似地，古希腊女子在出嫁后也需要适应夫家及当地社区供奉的神祇。从索福克勒斯的一则残本来看，希腊女子常常难以应对这种变化。剧中的女子陷入了对女性命运的沉思：在我看来，凡人所能企及的最甜蜜的生活莫过于女子出嫁前的时光，纯真的天性让她们在平稳和快乐中度过孩童时代。直到长大以后才明白，我们终究会像物品一样被送走，告别先祖，离开父母，或是去到陌生男人的家庭，抑或是流落外邦，有的家庭乏味无趣，有的家庭甚至对你怀有敌意。那最初的一夜之后，我们便再也无法同丈夫分离，从此我们只能一味赞美，不敢稍有微词。
虽然两个社会中的女性在家庭仪式中扮演的角色有各种各样的相似点，包括参加仪式、学习家庭管理、婚后潜在的痛苦的适应期等，但两大传统之间的差异仍不可忽视。首先，对于建构等级化的父系家族体制，古希腊的家庭仪式起到的作用不如先秦那般广泛深入。据研究，就出嫁后的女子是否需要放弃母家信仰而言，古典时期与希腊化时期大相径庭。莎拉·颇梅洛依（Sarah Pomeroy）提出，古典时期的女性虽然可以应邀祭祀丈夫家族的神祇，但她们并非仪式的固定成员，而是永久保留自己在母家祭祀中的身份。与此相对。希腊化时期，女子在婚后需要放弃娘家的祭祀，转而供奉夫家的神祇。普鲁塔克的《给新郎新娘的建议》一文也许反映了颇梅洛依所说的希腊化时期对女性的期待：主妇不能有单独的朋友，只能跟丈夫共享。神灵是她们最重要的朋友。因此，已婚女性只应该祭拜、认同丈夫尊奉的神灵。陌生信仰及异域迷信，皆须禁断。没有神灵会享受女人们偷偷地和秘密进行的崇拜。（140c-d）
如果颇梅洛依关于古典时期家庭仪式的观点属实，那么在参加夫家祭祀的同时保留母家的祭祀权可以给出嫁的女子带来更多心理和情感支持，缓解婚姻的阵痛（上文所引索福克勒斯片段中的人物表达了这种痛苦）。但是，从古典时期到希腊化时期（甚至有可能包括古风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关于女性和家庭仪式的材料不多），希腊传统都与先秦中国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点。对先秦时期的新娘来说，融入一个不同先祖庇佑之下的新家庭比接受夫家当地宗教习俗更为迫切，而在适应新家庭秩序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履行作为合格的新娘和孝顺的子妇两方面的职责。适应新角色的过程起初会比较挣扎，但随着自身的成长（如为人母等），难度会逐渐降低，直到去世后被尊为女性先祖。上文中曾提到，礼法制度通过融合敬祖和孝道两方面的思想，确保婆媳之间以及同辈子妇之间的长幼尊卑。春秋早期晋侯夫人晋姜所做的晋姜鼎。铭文开篇以晋姜的口吻写道：“余隹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叚妄宁。”这是说晋姜自接替“先姑”以来一直尽心尽力辅佐丈夫治理国家（《集成》2826）。从晋姜鼎铭文较长的篇幅以及叙述者命令式的语气来看，父子之间礼法、政治上的传承似乎同样存在于婆媳之间。
古希腊传统中，家庭宗教仪式、家庭伦理以及日常家庭事务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希腊女性家庭宗教虔诚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神关系——无论这个神是母家还是夫家供奉的神祇。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神灵是她们最重要的朋友”（philoi prōtoi kai megistoi）。相应地，家庭宗教活动对希腊女性在家庭、宗族等领域的地位和职责的影响也要小得多。虽然家庭宗教活动也企图强化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模式，即父亲和丈夫主导，女性作为从属，负责仪式的辅助工作，但女性和姻亲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妯娌等同辈关系还是婆媳等代际间的姻亲关系）在希腊对于女性宗教虔诚的理解中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从荷马时代到古风时代再到古典以及希腊化时期，始终如此。虽然普鲁塔克对主妇们偷偷祭祀某些神灵表示担忧，但他并不认为侍奉舅姑与宗教的纯洁性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在中国传统里，家庭祭祀担负着帮助女性融入父系家庭制度的使命，而在整个希腊传统中，两者之间从无如此直接、深入的关系。这就引出了两大传统在女性家庭仪式方面另一个主要的不同点。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在家庭宗教仪式中表现的虔诚，而根据希腊文献，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满足感更多地来自公众节日而非家庭仪式。
The Feast of the Gods
Titian
对于女神赫斯提亚（Hestia）的崇拜我们知之甚少，这反映了我们对希腊女性家庭仪式的了解现状。赫斯提亚作为家宅和家庭生活的守护神，经常被人们祭拜。根据《献给赫斯提亚的荷马颂歌》（29.5-6），每次宴饮前后人们都会酹酒而祭。其他祭祀赫斯提亚的特殊场合包括迎亲、纪念新生儿加入家庭（即Amphidromia，意为围着壁炉“打转”）、新奴隶进门等。虽然赫斯提亚对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学界对赫斯提亚信仰的具体形式知之甚少。柔斯（H. J. Rose）指出，古希腊的诸位家庭守护神之中，赫斯提亚的形象是“最模糊不清，也是最缺乏个性”的一位，原因有些自相矛盾：因为赫斯提亚的存在“太过显著”，以至于无人注意她。我不认同柔斯的推测，而认为赫斯提亚模糊的形象与家庭仪式在希腊宗教体系中相对次要的地位有关。无论从希腊社会的背景来看，还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所谓“因为众所周知所以不须赘述”这种逻辑都很难成立。古希腊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公共节日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节日对于希腊世界的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同样，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家庭仪式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并致力于仪式的系统化。显然，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认为，记录常识性知识以及他们最关心也倾注最大激情的活动，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先秦和古希腊的宗教对女性的身份和地位施加了关键而不同的影响。希腊女性的最高荣誉来自公共节日活动——那里是她们竞争美貌和音乐才能的舞台。通过竞争和其他相关活动建立起来的友谊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情感生活十分重要。先秦时代，祖先崇拜不仅是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宗教基础，也是女性日常道德规范的宗教基础。我们透过希腊节日所看到的女性竞争意识以及家庭之外同性/同辈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是整个希腊传统的典型特征。对先秦时代的女性来说，她们虔敬地参加祭祖仪式，在父系家庭制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为一种等级化的和谐而奋斗，在这一点上她们遵循的准则和理想与男性族人相同。The Quartet, a Painters Tribute to Music
此外，我们在反映希腊女性节日的作品中看到社会对女性建立家庭以外的关系和团结性的焦虑，在先秦材料中看到的则是对家庭内部女性关系的重视，其目的是维护家庭秩序的和谐稳定。祖先崇拜鼓励的这种和谐的女性家庭关系或许很难实现，但先秦时代似乎没有任何节日或宗教活动有助于女性发展家庭之外的同性友谊，使其足以影响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这与希腊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公共节日是希腊材料关注的重点，希腊人对女性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持矛盾态度，一方面热情讴歌，另一方面对其带来的潜在威胁表示担忧。希腊文献刻画的性别关系也是充满竞争色彩。𬞟蘩与歌队：先秦和古希腊的节庆、宴飨及性别关系周轶群 著 童可道 赵荔 黄小谊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0
ISBN：9787108070630 定价：79.00元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典文明对人类经验的无数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东西方比较的典范。本书研究公元前10—前4世纪中国与希腊社会的性别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家庭宴会、公共节日和宗教庆典等背景中。以文学及历史材料为主的诸多文献资料说明，先秦和古希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间的亲和与冲突模式，显示出男性和女性在共同追求欢愉的集体场合中的组织和互动方式。通过分析两种不同的模式，作者向我们阐明了先秦和古希腊的古典传统中不同的社会政治机制、价值体系与人类关系结构。对社会比较研究、性别研究、妇女史等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不容错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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