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磊：在野之学与中国之道——评贺雪峰著作《在野之学》

刘 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讲师

中国正处于剧烈变动的转型期，如何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探寻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之道，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甘阳先生借鉴公羊学，对理解中国现实以及探寻未来道路提出“通三统”的主张，认为要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孔夫子的传统”）、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对平等与正义的追求（“毛泽东的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市场”所延伸出的诸多观念与实践（“邓小平的传统”）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传统相结合。无独有偶，在法律史研究领域，黄宗智先生也提出类似的主张，认为未来中国法律秩序的发展方向在于将来自古代的“中华法系”传统、移植自西方的法律传统以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传统相综合。

这种融通不同传统的主张无疑为把握中国问题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由此，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宏观层面的思路如何才能通过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进路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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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看见中国之复杂

著名社会学家、“华中乡土派”主要代表人物贺雪峰教授的新著《在野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实际上潜在地蕴含了对“通三统”意义上的实践进路的思考。《在野之学》一书有两条线索，显性的线索体现为对经验研究以及社会科学主体性的追寻，隐性的线索暗含着对“古今”及“中西”的探讨，在“古今”问题上，“现实研究更为急迫且重要”（页110）、“一个真正懂得现实的人必定有理解历史的能力”（页44），在“中西”问题上，“中国经验是本”（页97）。

历经近代以来的变迁，中国传统文明与当下之间既存在着延续性，也有着深刻的断裂。当代大陆新儒家试图弘扬儒家传统，但由于总体上缺乏对现实的真切把握，未能深入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需，这种努力更多只是停留于某些知识精英的倡导层面，或者是极为有限的行为之中，甚至还可能会在资本或权力的裹挟中异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社会主义传统似乎在淡去，然而一旦进入寻常百姓的言行之中，进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践环节，就会发现这一传统实际上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底色。在多种传统的交织影响下，中国许多方面的实践所呈现的画面或形态是驳杂的、甚至看似是矛盾的，很难用任何一种传统对实践作出充分的解释。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西方传统影响甚广，成为许多人观察和评判中国的主要基准。对此，《在野之学》在强调研读西方经典理论的同时，倡导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主体性，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是理解中国实践，主要任务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而不应当以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为主，更不能希望从西方理论中获得解释中国问题的现成框架乃至具体方案（页71-87）。如何才能克服西方话语带来的束缚？那就要面向实践，“呼啸着进入田野”（页9）。一旦进入田野，就会发现并不存在任何本质化、固定不变的“传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恩格斯语），所有的“传统”都在经受着丰富的实践的冲洗和重塑。“华中乡土派”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生活层面，经由多种传统的塑造，中国人的“本体性价值”、“做人之道”、生活实践中的“礼”等等，在保持“绵延之维”的同时，历经着深刻的调整、转变甚至重构。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层面，一些深受西方学术话语影响的政策实践也未必产生好的成效，需要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传统加以调适或矫正。例如，在有关土地制度问题的争论上，贺雪峰及其团队与一些经济学家有着显著不同的主张，他们认为后者对地权逻辑的认知过于偏重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话语，以至于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复杂的地权实践以及相应的“宪法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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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田野的正确方式

仅仅是进入田野也并不足以产生对中国实践的深刻理解，更不足以建立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还需要以正确的方式进入田野。《在野之学》从学术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生培养三个层面阐述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正确的方式进入田野。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野”字流露出的学术精神都是大进大出、大开大合，不信奉教条，不迷信权威，正是这种精神为容纳多种传统的驳杂实践以及生成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学术立场层面的“野”，既指向与“庙堂”相呼应的乡间之“野”，也指向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之“野”。正因为身处乡间田野，所以更能贴近中国的土地思考问题；正因为不同于西方国家，所以更需要把握中国的基本立场与战略利益。学术方法层面的“野”，一言以蔽之，通过“田野的灵感”和“野性的思维”形成对中国问题的“饱和经验”（页3-19、117-120）。无论是学术立场还是学术方法，若要持续有力地推动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都要落脚于培养大量有国情意识、现实关怀且有深刻思考能力的研究者。正因如此，《在野之学》将学生培养放在第一位，强调要将“野蛮成长”“解放学生”（页153-166）贯穿人才培养的始终。

如果将视野追溯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这种注重“田野”，注重调查，注重以中国经验为本位的研究，是许多先行者融贯不同传统、探寻中国道路的一条基本进路。无论是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这样的学者，还是瞿秋白这样兼具学者与革命者身份的人物，抑或一些职业革命家，尽管个人偏好存在差异，但在面向实践、避免高谈阔论式的研究上，却有着十分相近的取向，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断地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中国现实之间往返，试图搭建能够联结不同传统的纽带，进而探寻出中国的道路。就此而言，贺雪峰有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三个“半通”成就了费孝通，说的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理论以及中国社会经验都有理解，但又都不拘泥于任何一个方面，最后实现了高水平的贯通（序言，页11）。正是由于是“半通”而不是“全通”，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学问家以及许多实践者就不太会受制于特定方面传统的束缚，能够以从容、开放的态度面对丰富复杂的实践。反之，对于很多人而言，如果是单纯追求对一个方面所谓的“全通”，恰恰意味着会形成极大的思想束缚，甚至会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

3 

理论与实践的双人舞：大循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了解经验就能做到对多方面传统的贯通。尽管一些研究者也重视经验，但所获取的只是朴素、浅层、片面、局部甚至是狭隘的经验，以这样的经验感研究问题就容易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就容易用已获得的十分有限的经验不断地佐证并强化业已形成的偏见。若要实现真正的贯通，根本之处还在于要形成“饱和经验”（页3-19），以“饱和经验”统摄各种理论及实践传统。什么样的经验才是饱和的？这不是仅在抽象哲学层面就能讨论清楚，也不是通过量化指标就可以精确衡量，而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只有长期、反复、高强度甚至不厌其烦地浸泡在实践场域中，研究者才会在经验感觉上不知不觉地产生蓦然回首恍然大悟式的顿悟，亦即获得书中所强调的“经验质感”（页20-33页）。

在贺雪峰看来，“一旦形成经验质感，有了想事的能力，就可以具备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有了理解文献的能力，就有了理解经验与实践复杂性的能力，就有了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发生语境的能力”（页45）。由此可以看出，贺雪峰并未将“饱和经验法”限定于农村研究，而是潜在地指向了“中国经验研究”的整体。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深入把握来自西方这一支传统的一种重要方法，那就是不仅要阅读西方理论，还要深刻地认知西方实践，在实践的语境中深刻地把握西方理论，进而将西方理论灵活地运用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之中。

贺雪峰及其研究团队以“饱和经验法”开展研究，隐含着融贯古今和中西不同传统的追求，试图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包容多种传统、对中国现实以及未来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在野之学》用强调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大循环”对以经验为本位的研究方法作出进一步阐述（页58-63）。“大循环”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华中乡土派”希望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层面打通“经验”与“理论”，从而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与“大循环”相对应的是“小循环”。“小循环”强调由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其中所言的理论往往主要是西方理论，注重的是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从中找到理论对话点，再来完善理论。尽管《在野之学》是以侧重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的研究作为重点批评对象，实际上，这种批评的价值也不限于此，因为基于任何一种理论传统的研究都有可能形成内部的“小循环”，而一旦形成这种循环，就很可能忽视外部实践经验的复杂性，轻视其他理论传统所提供的解释视角，进而使得特定的理论逐渐趋于封闭、保守甚至僵化。例如，在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运用进入“小循环”，就会简单地将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作为实践依据，而不是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才能打破“小循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重视“大循环”，以“大循环”统摄“小循环”，“大循环是前提，小循环应以大循环为基础”（页60）。以大循环统摄田野研究与理论创建，如同永不休止的双人舞。

未来中国还有十分漫长的道路要走，中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并且应当有更大的作为。若要实现这样的作为，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本土化、有主体性的智识贡献，就需要重新回到田野，以在野之位、求在野之学。在此意义上，“在野之学”探索的不仅是学问之道，也是治国之道，不止是中国社会科学之道，更是中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