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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柱智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均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夏柱智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10亿的发展中大国，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超过1000万人。以西方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很多西方学者预测，中国将会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陷入社会失序、政治动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现代化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形成了独特经验。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条件是国家处理好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处理城乡关系的政策上。贺雪峰教授长期研究“三农”问题，新著《大均衡》就集中讨论了城乡关系问题。他用“大均衡”概括新时期的城乡关系特征，为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有启发的框架。“大均衡”的含义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两者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关系，城市和乡村有分工而不分开、不对立，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的，“城乡之间的关系并非齐头并进，而是一快一慢、一正一反，一发展级一稳定器，对立统一，相反相承。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城市先行，科技先进。从战略高度来看，中国城乡之间的均衡是大均衡。”这种城乡关系理论要求正确看待农村相对于城市的“慢半拍”，因为从历史进程来看，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最终促进城乡发展的均衡。“大均衡”的城乡关系的形成，既和国家制度建设有关，也和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实践有关。中国当前保护农民不失去土地的制度以及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所有农户都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土地承包权以及户有所居的宅基地权利。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城能力取决于个人在市场上的能力；若进城失败也可以自由返乡，这种可进可退的城镇化模式是中国应对危机的制度优势。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印度，农民进城不可逆，贫困的农民聚集在城市，形成了大量城市贫民窟，成为各类危机的放大器。中国则不是这样，这源于上述保护弱势农民、农民工的制度安排。在城乡关系中，流动的农民工是主要微观行动主体。从总体上，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继续提高，相当一部分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不再是城市的过客。而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目前我国人口超14亿，农民工的规模达到近3亿，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多一点。农民工的收入总体上目前还不能支撑在城镇体面安居。这就意味着未来还有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不得不回流农村，有强烈留城意愿的第二代农民工也不例外。他们对“三农”政策的主要诉求是保留村庄的退路，使他们能够返回村庄。危机下方显中国处理城乡关系的制度安排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0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说，“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二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三千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总书记的这段话非常重要，“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机制，而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做到。 2022.1.21
修改稿发于2022-1-28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