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 | 福柯的总原则
福柯的总原则是：一切形式都是势力关系的复合体。一些势力是一定的，因而，我们首先追问，它们与何种外部势力发生联系，继而是何种形式来自这些势力。等于说，存在于人中的势力：想象力、回忆力、构思力、意志力……我们会反对这样的已经以人为前提的势力；但这不是真的，和形式一样，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仅仅以地点、应用点、存在者区域为前提。同样，存在于动物中的势力（流动性、应激性……），还不以任何确定形式为前提，关键在于弄清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何种别的势力在这种或那种历史构成上发生联系，何种形式是这种势力复合体产生的结果。我们早已预料到，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不必然与形式-人的构成发生关系，但可能别样地陷入别的复合体和别的形式之中：甚至在短时期内。人不一直存在，也将不会总是存在。为了形式-人的出现或显露，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应该与一些十分特殊的外部势力发生联系。
Ⅰ. “古典的”历史构成
古典思想以其思考无限的方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这是整个现实，在一种势力中，它“同样”尽善尽美，因而是可以无限提高的（无限完美），余者为限制，与限制没有两样。例如，构思力是可以无限提高的，因而人类理解力只是无限理解力的限制。或许存在着一些十分不同的无限性秩序，但是仅仅依据限制的性质。限制的性质加重了这样或那样的势力。构思力可以直接被无限提高，然而想象力只能包含低劣的或派生的无跟秩序。十七世纪没有忽视无限和不定之间的区别，却使不定成为最低限度的无限。知识问题归于或不归于上帝，要是理解依赖于自在现实者和限制者的分布，就是说依赖于无限秩序，我们将会理解提高到无限。因此，十七世纪最具特色的作品涉及到无限性秩序的区别：帕斯卡尔的巨大无限和微小无限；斯宾诺莎的自我无限、原因无限和有限间的无限；所有莱布尼茨( Leibniz)的无限……古典思想的确不是客观而支配的思想：它不断陷人无限之中；正如米歇尔·塞尔所言，它失去了整个中心和整个地盘，它极度不安地试图确定一切无限之间的有限的位置，期望将秩序置于无限之中。
总之，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一些无限提升的势力相联系。这些无限提升的势力完完全全是一些外部势力，因为人是有限的，不能自我分析这种更为完美的力量。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复合体，一方面是这些势力对抗的无限提升的势力，另一方面它不是形式-人，而是形式-上帝。我们提出反对意见说，上帝不是复合的，而是绝对且无限的统一体。这是真的，但对十七世纪的所有作者来说，形式-上帝确切地说是可以无限提高的一切势力的复合（时而是理解力和意志，时而是思想和理解，等等）。至于其他只可通过其原因或者在有限之间提高的势力，它们不是在实质上而是在结果上仍然取决于形式-上帝，以致我们能从任何一种势力中抽取出上帝存在的证据（宇宙学证据、物理神学证据……）。由此，在古典的历史构成上，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一些如此本质的外部势力相联系，复合体是形式-上帝，一点也不是形式-人。这就是无限的表象世界。
在派生的秩序中，关键在于找到不是自我无限的因素，这一因素仍然是无限可发展的，由此进入画面、无限系列、可延性连续之中。这是古典时代甚至十八世纪的科学性轮廓：活物“特征”，语言“词根”，财富金钱（或土地）。此类科学是普通的，普通标明无限性秩序。十七世纪也没有生物学，而有博物学，它不形成系统，不系列地组织起来；擞有政治经济学，但有财富分析；没有语史学或语言学，但有普通语法学。福柯的分析详细地说明了这三个方面，并在其中特别找到陈述划分的地方。福柯按照其方法使“考古学土壤”从古典思想中摆脱出来，古典思想使一些意外的相似性出现，并且中断了过于期望的前后联系。例如，我们将避免使拉马克（Lamark）成为达尔文的先驱：因为如果拉马克的才华真是在于用几种方法把历史性引入活物。那么这仍然是动物系列观，以拯救这一受到新因素威胁的系列观念。与达尔文不同，拉马克属于古典“土壤”。确定这一土壤、构成这一巨大的所谓古典陈述族的东西，在功能上，是无限发展、连续构成、表格扩展的操作：展开，总是展开，即“解释”。什么是上帝？否则普遍解释即极度展开。展开在这里是作为基本概念出现的，这是具体体现于古典构成之中的操作思想的第一个方面。在福柯那里，“展开”一词经常出现。如果临床医学属于这种构成，那是因为它在于展开“往两个方面延伸的海滩”上的织物，在于系列发展无限构成的症状。
Ⅱ.十九世纪的历史构成
突变包括如下这个：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新的外部势力发生联系，这些外部势力是一些有限势力。这些势力是生命，劳动和语言：有限的三重根源，这种三重根源将促使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的诞生。或许，我们习惯于这一考古学突变：人们往往把这种革命追溯到康德，在康德革命中，“构成的有限”取代了最初的无限。有限是构成的，对古典时代来说有什么是更不可理解的呢？尽管如此，福柯还是把更加新颖的东西提供给了这一图式：那时，人们仅仅对我们说，人意识到在一些历史上可决定的自身的有限，福柯坚持引入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机的必要性。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应该始于对抗和紧握作为外部势力的有限势力：它正是应在自我之外与有限发生冲突。紧接着在第二个时期，它引起了它自身的势力有限，必然意识到作为其自身有限的势力。当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源自外部的有限势力相联系时，这等于说当时，仅仅在某时，势力总体构成形式-人（而不再是形式-上帝）。开头词为人。
陈述分析法正是在这儿表现为微观分析，区分了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如下这个：某物中断了系列，打破了连续、系列和连续表面上不再是可发展的。这如同新维度的来临，即不可消除的威胁着无限表现形式的深度。因朱西厄、维克·达齐尔和拉马克面出现了植物或动物的协调和隶属，总之，构造势力强制规定机体分布，机体分布不再任意排成行，却趋向于各自都得到发展（并且，病理解剖学强调了这一趋势，同时发现有机体深度或“病理总量”）。在若纳那里，弯曲力改变了根源秩序。在亚当·斯密那里，劳动（抽象劳动、不再被用于这种或那种性质的任意劳动）力改变了财富秩序。这不是组织、弯曲和劳动被古典时代忽略，它们却起着限制作用，不阻碍相应的被无限提升或无限展开的性质，这仅仅是狭义上的。然而，现在它们摆脱了性质，以挖掘出言语无法形容且不可表达的某物，这种物也完全是生命中的死亡、劳动中的痛苦和疲惫、语言中的口吃或失语症。甚至土地上将发现其基本的吝啬，并从它明显的无限秩序里自我剥夺。
那时，一切都为第二个时期以及生物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准备就绪。只要事物、活物和字词在作为新维度的深度上折叠，在有限势力上突然转向，就足够了。在生命中，不再仅仅存在构造势力，而且在事物、活物和字词间存着不可消除的时空构造图，根据这一构造，活物四处散布（居维叶（Cuvier）。在语言中，不再仅仅存在弯曲力，而且存在一些图，根据这些图，语言词缀或词形变化被分配，在这里，足够的字词与字母让位给声音之间的关系，语言自身不再通过指称和意义而被确定，却归于“共同意愿“（葆朴(Bopp)、斯莱加尔(Schlegel)）。不再仅仅存在生产劳动力，而且存在一些生产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劳动自身在资本方面突然转向(李嘉图( Ricardo))，在相反的事没有出现之前，强迫劳动的资本发生回转叠台（马克思）。比较处处取代十七世纪珍贵的普通：比较解剖学、比较语史学和比较经济学。依据福柯的术语，现在是褶子控制操作思想的第二个方面，这第二个方面具体体现在十七世纪的构成中。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在新的深刻有限的维度上突然转向或发生折叠，这个新维度在那时成了人本身的有限。福柯常常所谓的褶子，是构成“厚度”和“窟窿”的东西。
为了更好地理解褶子何以成为基本范畴，只要考询一下生物学的诞生就行了。我们在生物学中找到了一切认为福柯有理由的东西（并且有益于其他领域）。居维叶区别四大门时，没有确定比属和纲更加宽泛的概括性，但相反，确定了一些结构，这些结构将阻碍整个种的连续，种越来越笼统地群集起来。门或构造图使方向定位、活力发挥作用，活物按照方向、定位、活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折叠。这是为什么居维叶的著作延伸到了贝尔比较解剖学，其根据是发芽胚层的褶皱。乔弗鲁瓦·圣伊莱尔以独一无二且相同的组成图观念反对居维叶构造图时，这还是一种他所援用的折叠方法：我们将从脊椎动物过渡到头足纲动物，要是我们使动物的刺到脊背的两个部分靠近，要是把它的头拉向脚、把骨盆拉向颈背……如果乔弗鲁瓦与居维叶属于同一“考古学土壤”（按照福柯的陈述分析法），那么，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援用了褶子，一个作为使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表面过渡成为第三维度；另一个作为引起深刻过渡的第三维度。还有居维叶、乔弗鲁瓦和贝尔，他们共同拒斥进化论。但是，达尔文后来建立了生物优势在一定环境中的自然选择，这一选择使特征发生分歧，使差异发生凹陷。这是因为它们以各种方式（分散倾向）进行折叠，因为最大量的生物将在同一环境里继续存在。因此，如果达尔文在汇集的不可能性和系列连续的失败之上建立他的进化论，那么，他与居维叶还属于同一土壤，与拉马克相反。
倘若褶子和展开不仅赋予福柯观念的活力，而且使其风格本身富有生机，这是因为它们构成一门思想考古学。福柯与海德格尔在这一领域明确相遇，我们将很少感到惊异。关键在于相遇，而不是影响，只要裙子和展开在福柯那里有一种起源、用途和终点，它们就会与海德格尔所论及的起源、用途和终点十分不同。依福柯看来，关键在于势力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地区性势力时而以建构形式-上帝的方式对抗无限提升的势力（展开），时而以建构形式人的方式对抗有限势力（裙子）。这是尼采式的历史学，而不是海德格尔式的历史学，这是归诸于尼采的历史学或归诸于生命的历史学。“只因有生命才有生物……生命经验表现为最一般的生物法则……但这一本体论很少揭示创造生物的东西，却更多地揭示了将生物顷刻间带向不稳定形式的东西……”
Ⅲ. 接近未来构成吗？
很显然，整个形式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依赖于势力关系及其突变。我们把尼采看作思考上帝之死的思想家时，我们歪曲了他。费尔巴哈才是最后一位思考上帝之死的思想家：他指出，上帝向来只是人的展开，人应当折叠展开上帝。但对尼采来说，这是古老的历史；正如古老的历史恰当地增加自我的变化一样，尼采加重了上帝之死的说法，一切部是滑稽的或幽默的，如同有同样多的所获事实的差异，但使之感兴趣的是人之死。只要上帝存在，就是说，只要形式-上帝发生作用，人就不再存在。但是，形式-人出现，它只以至少三种方式产生人且包含着人之死。首先，人会在哪里找到在上帝缺失情况下的同一性保证呢？其次，形式-人自身只在种种有限褶子里构成：它将死亡置于人之中（我们已经明白，比夏方式胜于海德格尔方式，比夏曾思考过“暴死”方式的死亡）。最后，有限势力自身使得人只通过生命构造图散播、语言四散、生产方式差异才存在，这些意味着惟一的“认识批评”是“生物灭绝本体论”（不仅是古生物学，而且是人种学）。但这是福柯在谈论时想说的，关于人之死，没什么好哭泣的吗？其实，这种形式一直很好吗？它能够丰富甚至保护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即生存势力、说话势力和劳动势力吗？它已经避免了暴死吗？总是被提出的问题因此是，如果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只有在与外部势力发生联系时才构成一种形式，那么，现在很可能与何种新势力发生联系呢？哪一种新形式能超出不再是上帝也不再是人的东西呢？这就是尼采叫做“超人”的问题的正确提出。
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中，我们只能满足于十分隐蔽的迹象，除非出现在报刊上的连环画。福柯和尼采一样，他只能在胚胎学层面上还不是功能意义上勾画出一些初样。尼采曾经指出：人幽闭了生命，超人则是为另一种形式计而从人本身中拯救生命的人……福柯提供了十分珍奇的迹象：如果十九世纪人文主义语言建立于语言散播（如同作为对象的“语言水准”的条件）之上是真的，那么反响开始出现，如果文学采用过一个全新的功能，这一功能反而在于“集中”语言使“语言存在”具有价值，超越语言所指和所表，超越声音自身。珍奇的是，福柯在其对现代文学的精彩分析中提供给语言的东西，是他对生命和劳动所拒绝的优先权：他认为，生命和劳动尽管其分散与语言分散是同时发生的，还是没有失去其存在的聚集。我们却认为，在它们各自的分散中，劳动和生命，对经济学或生物学而言，只能在一种中断关系中各自聚集起来，恰如语言只能在相对于语言学的文学中断关系中达到聚集一样。生物学应该跃入分子生物学之中，或者分散的生命应该聚集于遗传密码中。分散的劳动应该聚集或再聚集于第三类、控制论的和信息论的机器里。哪些是起作用的势力？存在于人中的势力当时与这些起作用的势力发生联系。这不再是无限提升，也不是有限，而是有限-无限，因而称作一切势力境况，在这一境况中，有限的构成数目提供了实际上有限组合的多样性。这既不是褶子，也不是构成操作机制的展开，而是某种诸如超褶子之类的东西，适宜于超褶子的遗传密码链的褶皱证明了这一点，当语言“只需在永久性回复到自我之中重新发生弯曲的时候。”第三类机器里硅的潜在力量与现代文学里语句的轮廓同样大。现代文学发掘出了“语言里的外语”，通过无数重叠的语法结构，它趋向于非典型的、语法的表达，犹如趋向于语言终结（在其他文学之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诸如马拉美的著作、佩吉的重复、阿尔托的灵感、居曼格的语法性缺失、布鲁的褶痕、拆开和折八，还有鲁塞尔的扩散、布里塞的派生、达达（Dada）的拼贴画……）。有限-无限或者超褶子，难道不是尼采在永远回复的名义下所勾勒出来的东阿吗？
存在于人中的势力与外部势力，即硅的势力、遗传构成势力、语法性缺失势力相关，硅的势力对碳进行回报，遗传构成势力对机体进行回报，语法性缺失势力对能指进行回报。对于这些方面，应当研究超褶子的作用，“双重螺旋线”就是这种作用最著名的情形。什么是超人呢？就是与这些新势力相结合的存在于人中的势力的形式复合体。这是来自势力关系的形式。人趋向于自我解放生命、劳动和语言。超人，就是来自兰波的用语，甚至就是充满兽性的人（能够捕获一些其他密码的碎片，如同在新的侧面或反向的进化图式中）。超人就是充满岩石自身的人，或者是充满无机物的人（硅在此起作用）。超人，就是充满语言存在的人（即充满“无定形、缄默、毫无价值的区域，在这一区域，语言能摆脱”它应说的）诚如福柯所言，超人就是远不如活着的人的消逝，却大大胜过某一概念的变化：是新形式的来临，而不是上帝和人，我们能盼望这一形式将比上帝和人选两种前在形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