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反理论的时代，也就是说，是一个反知识分子的时代。原因很明显，即体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敌人就是观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观念和进行分析的知识分子，于是，体制制定出各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在学界——就是怒叱所谓的宏大理论或宏大叙事，但同时却鼓励各个学科中使人较为舒服的、局部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譬如，如果你对付关于总体的概念，你不太可能碰到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总体的尴尬模式和分析；如果你筹划关于局部和经验的概念，你则不大可能需要处理有关阶级和价值这样的抽象概念，但没有后者就无法理解体制。
在对这种反理论策略的诊断中有几个著名的先例：我想佩里·安德森是一个例子，他写于1964年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前危机的根源》谴责了英美传统中的经验主义，认为它们是各种防范机制，以对付充满政治与革命剧变的世界现实；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该书引起了对意义与事物之间的断裂的恐怖；再一个例子是西奥多·阿多诺对他所说的普遍的实证主义所发起的讨伐，所谓普遍的实证主义，换言之，即从现代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全面取消否定与批评、取消被界定为否定的理论。
我想就这个争论发表点个人的意见，我要探讨的是规避一切抽象概念这个问题，同时也就以下事实提出问题，即在这样一个见证了大多数激进思想家和文人的身价都在下降的时时代，为何瓦尔特·本雅明却独享出人意料的运气与声望。我们可以推测说，本雅明的好运（至少在北美）在于，（正如葛兰西）他的作品直到现到也没有全部被译成英文，因此永远不呈现为完整的著作，而只是提供了一些纯粹和极具挑逗性，然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片段。我在别处曾经提出，本雅明也许满足了如今重新统一的德国的急需，因为它需要那些没有被从前的各种概念或人的化身（联邦德国，经由希特勒，再回到魏玛或威廉敏娜时代）所浸染过的文学先驱和传统。作为一个可算前纳粹时代的流亡者，本雅明填补了当今德国传统中的空缺，他那些复杂的自相矛盾，其各个极端可在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以令人感到安慰的方式相互砥砺，趋于中性化。
然而，从我上述所提到的反理论的语境出发，我脑海中出现另一个疑虑，我并不完全认可这个疑虑，但我觉得需要表达出来。能将本雅明与那些认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害的人相提并论吗？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那些理论之处不是被整个神秘主义的超验强光所遮蔽了吗？而在其他地方，对哲学的激情不是被历史的缩微索引卡片所替代、抽象名称与概念不是被引文和晦涩、零星的实例所替代了吗？这个与理论的疏远不是在本雅明与阿多诺就我还是愿意叫作《拱廊街》（Passagenarbeit）的形式与谋划的大量通信中得到了极致的表达吗？在一封回信中阿多诺告诉本雅明，事实上，如果他想让读者从各种展品和蒙太奇中得出辩正的结论，他就必须自己讲清楚、说出自己的阐释、用概念的语言表达他的辩证法的内容，这是本雅明不愿意做的，有可能是出于美学的考虑，但也肯定有意识形态（甚或哲学）的原因。
可与这样一个或许可作为新历史主义先驱的本雅明相提并论的还有其他一些以不同方式属于理论范围的人。比如，我总有些惊讶，在这样一个以对抗任何和所有关于原初或原始的人类本质概念为其显著特征的时代，一门关乎体验的、似乎是人文的学说——就保存在本雅明对经验的缺失和破碎所产生的后果的考问中——竟然丝毫无损他作品的信誉。
这样一种学说作为一种难以归类的概念而存在，它界于心理学和形而上学之间——这两门学问在眼下都不是太有声望的域，都与心理分析大相径庭，至于本雅明对心理分析的偶尔涉及没有说服力，并不能去掉让人觉得仅仅还是在心理学层面的感觉。的确，在他杰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三篇文章中——以“讲故事的人”开始，经由论波德莱尔的“主题意象”的论文，最后以“机械复时代的艺术作品”收尾——本雅明提出了毫无疑问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关于经验之统一性的概念，以此来谴责现代心理和经验的破碎，但是结果不过是提出了将来对这一切的乌托邦改造而已，且其形式也不必被认为是有机整体性的。即便如此，在当今这个没有根基、反有机整体性的时代，引起怀疑疑虑、异议，甚至也许是意识形态批判的正是这个有关经验的某种有机统一性的前提。
在此，我们面对两个相悖却显然相关的现象：一种对理论和对辩证法的对抗，与之相伴的是一种现象学或前现象学性质的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那未经检验的前提的踪迹。也许两者都暴露出一种对哲学概念的对抗，前者的旗号是对抽象的美学拒绝，后者的旗号是对“具体”的现象学承诺。
在本文中，我并不打算深究本雅明本人的作品中所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是觉得可通过重温本雅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先驱和前辈的作品来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有用的看法，因为在这个人的作品中，上述两个特征就更加明显。无疑，我所说的是格奥尔格·西美尔的著作，他似乎知道眼下对对他的著作兴趣的复兴，因为在上个世纪的前一代知识层中，他的巨大但却隐蔽的影响已经被全部忘却和抹掉。
我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本雅明1912年参加了西美尔主持的研讨班，但我并无意设想某种直接的影响。本雅明在后来对西美尔著作所作的反应（如，在1917年12月23日写给格淆姆·苏勒姆的信中）可能是轻蔑的，但是他所写的关于城市的论述还是逃不出西美尔思想的影响范围，于是他评价道——对阿多诺，也许是作为种心照不宣的煽动——也许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给他以公正评价，称他为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先父”了。总而言之，我要提请注意的是一些过程的一种可比较的节奏，是一大套疑虑、规避、理论决策，是一种与经验性的关系，而这些奇妙地成为这两个思想家的共性。由于篇幅限制，我在此只能提及西美尔的两个文本，一个虽然短小但却经典——即著名的“城市与心理生活”，文中已经可见本雅明式的人生哲学（Lebensphilosophie）的端倪。另一个文本是一部线索混乱的大书，《关于金钱的哲学》，从中可发现，原来那种使辩证法存活的辩正的不情愿之根原正出自于此。
评价西美尔也就是衡量他给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思想家（从芝加哥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到乔治·卢卡奇，从马克斯·韦伯到本雅明）所带来的激励，他自己明白这点：“我的遗产就像现金，分给许多继承人，而每人则按自己的禀性去使用。”我竭力去想像这种知识之激动，甚或知识之生产力的传播，属于被法国现象学的存在主义所激发的一种觉醒，这种存在主义向如此众多的人们展示了如何对日常生活、对那些表面上最无哲学意义的东西、对事件进行理论化阐述。因此《关于金钱的哲学》这引人好奇的书名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计划，即，事物本身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它们（我们打开“它们”的目录：德·色多在城市中的漫步；雷蒙·阿伦的著名的啤酒，这显然已经被重新被指认为一种薄荷油（crème de menthe）；萨特的“观看”；胡塞尔的数学运算；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汽车方向信号；而对西美尔本人来说就是卖淫）并不需要大规模应用外在的哲学和阐释的机器来处理，它们以其存在状态自身已经带有知识和哲学的意蕴。
但是西美尔必须要为如此广义的联想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一个当代教条（doxa）通常不愿意承认的代价，即，对哲学体系的拒绝以及在书写的文本细节中对术语和新词的拒绝，正是用这些术语和新词当代最权威的哲学和理论暴力性地取代了言说，使之成为无数蕴藏激情的名称，表示一种具体的个人语型的运作。当今理论正是以此为代价而给自己的商品打上许多逻各斯的标记，并将自己那些在眼下公共领域的吵吵嚷嚷的集市上的特色产品包装起来。
本文原载《生产》（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