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奈格里｜斗士

斗士

在后现代时代，随着人民角色的消解，斗士成为表现民众生活的最佳角色：生态政治和反抗帝国的代表。当我们说到斗士时，我们没有在想任何类似第三世界的悲伤和苦行者的代表，他的精神深深地渗透着苏维埃国家的理性，如同教皇的意志印在耶稣社会的骑士心中一样。我们并没有想到像那样的情况，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在义务和纪律基础上行动却假装他或她的行动源自一个理想的计划。相反，我们指的是某些方面更像共产主义者和20世纪革命的解放的斗士们，即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被迫害和流放的知识分子，西班牙内战和欧洲抵抗运动的共和主义者，以及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自由战士。这种革命角色的一个模范典型就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激进的鼓动者。该组织成员通过不断地鼓动从下层工人中构建起联盟，同时在工人中进行的组织活动引发了乌托邦思想和革命知识。斗士是19到20世纪劳动解放的“长征”的基本参与者，这种“长征”是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巨人的集体运动的创造性特点。

在这一漫长的时期，斗士的活动首先体现为工厂和社会中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践。它也以通过并超越反抗的方式体现在一种反作用力的集体构建和操作中，这种反作用力能够破坏资本主义的力量和用一种交替的统治方式来反对它。在与布尔乔亚的愤世嫉俗、金钱上的异化、对生命所有权的剥夺、劳动的剥削和情感的殖民化等等的对抗中，斗争组织起斗争。反叛是斗士的光荣标志。这种斗士反复地在悲壮的共产主义斗争史中献身。时而但非经常地，权利国家的正常结构对于被召来破坏反作用力的压制性任务是足够的。然而，当它们不充足时，国家恐怖的法西斯分子和白衣卫士，或者可以说是为“民主”资本主义服务的黑社会集团，都应邀来帮助强化合法的压制结构。

如今，在这么多资本主义的胜利之后，在资本主义对抗劳动的暴力已在超自由主义的名义上得以强化后，究竟为什么战斗精神的事例仍在出现？为什么反抗业已加深？而斗争不断地带着新的气势重新涌现出来？我们应该随即说，这种新的战斗精神没有简单地重复旧的革命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而今斗士甚至不可能假装成一个代表，连受剥削者基本的人类需求都无法代表。相反，如今革命的政治斗争必须重新发现早已成为其正确形式的东西：不是表征的而是构成的活动。如今战斗精神是一种积极、建设性的创新活动。这是一种形式，其中，我们和所有那些反叛资本统治的人如今将我们自身认可为斗士。斗士们以创造的方式抵抗帝国的控制。换句话说，抵抗随即与生态政治领域内的一种基本的投入相关联，并连接到生产与集体的合作机制的形成之中。这里便是如今战斗精神的强大的新颖之处：它重复了200年颠覆经验的反叛行动的优点，但同时与一个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新世界相连。它只知道内在地、生机勃勃和必然地参与到社会结构的系统中来，毫无超越它们的可能。这种内在是大众智性与情感网络的生产性合作，是后现代生态政治学的生产率。战斗精神对反作用力予以抵抗，使反叛成为一项爱的工程。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许有助于照亮共产主义战斗精神的前景，即阿思西的圣弗朗西斯的传说。想想他的工作。为了摒弃民众的贫困，他接纳了一般状况，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社会的本体论力量。共产主义斗士做了同样的工作，在民众的一般状况中识别出它的巨大财富。在与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弗朗西斯拒绝了每种工具的规训，在反抗肉体的禁欲中(在贫困和既有秩序中)他提出了要欢乐地生活，包括所有的存在和自然、动物、月亮妹妹、太阳哥哥、田野里的鸟儿以及穷人和受剥削的人们，这些一起反抗权力意志和腐败。又一次在后现代性中，我们发现自己处在弗朗西斯的境况之中，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这是一场没有力量可以控制的革命——因为生态力量和共产主义、合作和革命一起在爱、单纯和天真当中保存下来。这是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