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写作与沉默

写作与沉默

手工艺性的写作，由于处于资产阶级遗产之内，而没有打乱任何秩序；作家由于没有其他战斗，而只具有一种足以验证其自身的激情：创造形式。如果他拒不接受一种新的文学言语活动的解放，那么，他至少可以超越旧的言语活动，为其增添意向、高雅、光彩、古风，从而创造一种丰富而必然消失的语言。这种重要的传统写作，即纪德的写作、瓦莱里的写作、蒙泰朗的写作、甚至布勒东的写作，意味着形式以其大小和特殊的折纹是超越历史的一种价值，这正如神父们的礼仪用语一样。

对于这种神圣的写作，另一些作家认为他们只有使之解体才可驱除它；于是，他们便逐渐地消弱文学的言语活动，每时每刻都炸开作家再生的陈辞滥调的外壳、旧有习惯的外壳和过去形式的外壳；在混乱的形式之中，在荒芜的辞藻之中，他们曾认为可以达到一种绝对摈除历史的目标，发现言语活动的一种新的状态。但是，这些干扰最终会建立它们自己的常规，最终会创造其自己的规则。美文学威胁着任何不是纯粹建立在社会言语基础上的言语活动。言语活动的分解，由于总是远远地躲避混乱状态的一种句法，因此只能导致写作的沉默。兰坡或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家——这些作家甚至已被人遗忘——后期都写不出东西，文学的这种令人震惊的沉落现象告诉我们，对于某些作家来说，言语活动作为文学神话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出路，最终要重新组合它打算躲避的东西，不存在自信是革命的写作，而且形式的任何沉默都只有借助于完全的不作声才可避开欺骗。马拉美，如同作品中的哈姆雷特，很清楚地解释过历史的一个脆弱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文学的言语活动仅仅自认为可以更好地歌颂其死亡的必然性。马拉美写不出作品，是想在变得稀少的词语周围开辟一个真空区域，在这个区域里，言语由于不再带有其社会的应受到谴责的和谐性而不再快乐地鸣响。字词由于脱离了作家的习惯用语和技巧反应的粗糙外表，对所有可能的上下联系不负任何责任；它接近于一种特殊的简短行为，其灰暗状况表明了一种孤独，因此也表明了一种天真。这种艺术甚至具有自杀的结构：沉默在这种艺术中是一种匀质的富有诗意的时间，它不像一种密码的片段而像是一种光亮、一种真空、一种谋杀和一种自由那样把词语固定在两层之间并使之分裂。(我们了解作为言语活动杀手的马拉美的这种假设功归莫里斯·布朗肖的全部内容。)这种马拉美式的言语活动，就是只能在放弃时才可解救其所爱和仍然有点灵活性的俄耳普斯；就是被带到希望之乡的门口即无文学的世界的门口的文学，然而这又是由作家们来证实的文学。

在文学言语活动的这种摆脱性努力之中，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创立一种白色的写作，这种写作排除了任何对于言语活动的一种有标记秩序的强迫性服从。从语言学借用的比较方式也许能较好地阐述这一新的现象：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一种极性的两个极限之间(单数—复数，过去时—现在时)建立第三个极限，即中性极限或零度极限；因此，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直陈式对于它们来讲就似乎是一种非语式似的。比较起来，零度的写作实际上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或者说是一种非语式的写作；如果准确地讲，新闻体裁一般并不产生表示愿望的形式或表示命令的形式(也就是说感人的形式)，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种记者的写作。中性的新式写作就处于这种喊叫声与判断声之中，而不参与其中任何一个；准确讲，它是在这些喊叫声和判断声不存在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这种不存在是完整的，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和任何秘密；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无生气的写作；这更可以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这就要在依赖一种基础语言的情况下超越文学，而这种基础语言同样也远离有生气的言语活动和真正的文学言语活动。这种透明的言语，开端于加缪的《局外人》，它完成了一种不存在性的风格，这种不存在性几乎是风格的一种理想的不存在状态；于是，写作便压缩为某种消极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一种言语活动的社会特征或神话特征为了形式的一种中性状态或无活力状态而自我消除；这样一来，思想便保持着它的全部的责任性，而无需在不属于它的历史中为自己加上形式的一种附属义务。如果福楼拜的写作包含着一种规则，如果马拉美的写作要求一种沉默，如果普鲁斯特的写作、塞利纳的写作、格诺的写作、普雷维尔的写作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建立在一种社会本性的存在基础上，如果所有这些写作都包含着形式的一种含混性，都以言语活动和社会的一种提问法为前提，都把言语确立为应该由一位手工艺者、一位魔术师或一位誊写员处理的一种对象，那么，中性写作就真正地找到了古典艺术的最首要的条件：工具性。但是这一次，形式上的工具不再服务于一种胜利的意识形态；它是作家的一种新处境的方式，它是一种沉默的存在方式；它自愿地失去对于优美或装饰的任何求助，因为这两个方面又一次为写作引入时态，也就是说引入作为历史承载者的一种可变性力量。如果写作确实是中性的，如果言语活动不是难以驾驭的讨厌行为，而是达到了一种纯粹方程式的状况——因为这种言语活动在人的目光面前不再有什么内容而只有一种代数，那么，文学就被制服了，人类的或然判断便被发现并被不加任何色彩地提供出来，作家便永远地是正人君子。不幸的是，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写作更不忠实的了；规律性就产生于首先有自由的地方，由变得明显的形式构成的网系越来越紧抱话语的最初的清新状态，一种写作因取代一种无限的言语活动而复生。作家由于进入古典派作家之列而成为其原始创作的追随者，社会则使其写作变成一种方式并使其重新成为自己形式神话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