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给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遗著定名为“个体社会”，这个标题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从一开始就不断萦绕着社会理论的那个问题的要点。从霍布斯（Hobbes）开始确立，被密尔（John Stuart Mill）、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自由主义正统重塑成我们这个世纪之意见（doxa）——也即往后一切认知所凭借的那个未经检验的框架——的那种传统，被埃利亚斯打破了。埃利亚斯用“of”取代了“and”和“versus”。如此一来，他就把话语从对固着在自由和支配之间没完没了的殊死斗争之中的两种力量的想象（imaginaire），转向了对“交互观念”（reciprocal conception）的想象：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

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但是，这种铸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日复不休的活动。现代社会既存在于自身的个体化活动中，也存在于个体的活动（个体日复一日对其相互关系进行反复重塑和磋商形成的所谓“社会”）中。社会和个体双方都不会长时间保持不变。因此，“个体化”的含义始终在变，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因为它过去累加的后果不断设定新规则，不断增加新的游戏筹码。“个体化”的含义如今与100年前已有很大不同，传达的东西也与现代早期很不一样，现代早期颂扬的是人从紧密编织的共同依赖、监控、强制之网中“解放”出来。

贝克的“超越地位与阶级？”（1983）[1]，以及几年后出版的《风险社会：迈向另一种现代性》，连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的《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个体化与妇女》（1983）[2]，开启了我们理解“个体化过程”的新篇章。这些著作呈现出了这个过程及其方兴未艾、具有鲜明阶段性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确定的、蜿蜒曲折的，没有“终极目的”或预定的终点。可以说，埃利亚斯把弗洛伊德的文明人（civilized individual）理论给“历史化”了，把文明化当做（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来探究，而贝克则把个体的诞生描述成连续性、压制性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从而把埃利亚斯关于个体诞生的阐述给“历史化”了。他也避免用那些受时间限制的、转瞬即逝的饰物（accoutrements）来描述个体化，因为这些饰物如今更多的是妨碍对这幅图景的理解而非有助于澄清它（最重要的是，贝克摒弃了线性发展或线性“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沿着解放、逐步自主、自主自由这条轴线勾勒出来的）。如此一来，他就带来了审视个体化的各种历史趋势及其后果的契机，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这一个体化阶段的特征。

贝克的“超越地位与阶级？”（1983），以及几年后出版的《风险社会：迈向另一种现代性》，连同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的《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个体化与妇女》（1983），开启了我们理解“个体化过程”的新篇章。这些著作呈现出了这个过程及其方兴未艾、具有鲜明阶段性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不确定的、蜿蜒曲折的，没有“终极目的”或预定的终点。可以说，埃利亚斯把弗洛伊德的文明人（civilized individual）理论给“历史化”了，把文明化当做（现代）历史中的一个事件来探究，而贝克则把个体的诞生描述成连续性、压制性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从而把埃利亚斯关于个体诞生的阐述给“历史化”了。他也避免用那些受时间限制的、转瞬即逝的饰物（accoutrements）来描述个体化，因为这些饰物如今更多的是妨碍对这幅图景的理解而非有助于澄清它（最重要的是，贝克摒弃了线性发展或线性“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是沿着解放、逐步自主、自主自由这条轴线勾勒出来的）。如此一来，他就带来了审视个体化的各种历史趋势及其后果的契机，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当前这一个体化阶段的特征。

简而言之，“个体化”在于，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换句话说，“个体化”在于确立合法的（de jure）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在实际中并不一定能获得）。人的身份不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萨特（Sartre）的名言所说：光有资产阶级出身还不够，还必须像资产阶级那样生活。（对前现代时期的王公、骑士、农奴和市民则不能这么说，那个时代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人要成为他所是的那样，这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也只是现代生活的特征（而不是现代“个体化”的特征，这个表述显然有重复累赘之嫌；所谓个体化和现代性，指的是同样的社会状况）。现代性用强制性的、义务性的社会地位自决（self-determination），取代了社会地位的被决。

对各种类型的“个体化”、对整个现代、对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部分而言，这都是成立的。但在这个公共的处境中，差异也很大。这些差异把前后相继的几代人区分开来，把处在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各类行动者区分开来。一旦僵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摆在现代早期的男男女女面前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任务，就成了如何过“真正的”生活（即“向邻居看齐，生活不输他人”）；积极遵从既有的社会类型和行为模式；模仿、遵循这种模式，“融入它的文化”，不要掉队，不要背离规范。“阶层”取代了“等级”。后者是一个归属问题（ascription），而成就则是前者成员资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与等级不同，阶级是需要“加入”的，其成员资格需要在日常行为中不断更新、再确认并得到检验。

对各种类型的“个体化”、对整个现代、对社会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部分而言，这都是成立的。但在这个公共的处境中，差异也很大。这些差异把前后相继的几代人区分开来，把处在同一历史阶段中的各类行动者区分开来。一旦僵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摆在现代早期的男男女女面前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任务，就成了如何过“真正的”生活（即“向邻居看齐，生活不输他人”）；积极遵从既有的社会类型和行为模式；模仿、遵循这种模式，“融入它的文化”，不要掉队，不要背离规范。“阶层”取代了“等级”。后者是一个归属问题（ascription），而成就则是前者成员资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与等级不同，阶级是需要“加入”的，其成员资格需要在日常行为中不断更新、再确认并得到检验。

从事后来看，可以说，阶级分化（或由阶级分化导致的性别分化）是获得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的，而获得资源则是实现自主的条件。在能够获得的身份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选择身份的条件上，各阶级都是不同的。资源越少的人，选择空间就越小，只能通过“数量优势”——通力合作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的弱势。正如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所指出的那样，采取阶级取向的集体行动对社会下层者而言，与雇主追求生活品质一样，是“自然而然”、“切合实际”的。

也就是说，剥夺“累计起来”，固结成“共同利益”，被认为只能动用集体力量予以疗治：对那些被动接受个体化，但却因个体拥有的资源明显不足、尚不是自主个体的人，“集体主义”是最佳选择策略。条件较好的人则正好相反，其阶级取向是有偏向的，在某种意义上因循他人、缺乏独立性；当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受到挑战和置疑时，这种取向通常就会凸显出来。无论如何，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古典“现代性”时期“抽离”（disembedded）的个体，利用他们作为自主行动者所获得的新的授权和权利，迫不及待地寻求“重新嵌入”（re-embeddedment）。有足够多的“床位”（beds）[1]可以容纳他们。尽管阶级格局是形成的、能够改变的，而不像过去那样，地位是可以承袭的，或者完全是基于“家庭出身”的。但这种格局也会变得像前现代的等级格局一样牢不可破，不受个体行为的左右。阶级和性别牢牢地限制着个体的选择范围；要逃脱它们的制约，绝不会比挑战个人在“神圣的存在之链”中的地位更容易。实际上，阶级和性别是“自然的事实”，留给大多数个体的自决任务就是去“适应”，即像其他的位置占据者一样，去适应已经安排好的位置。

准确地说，这就是把以往的“个体化”与它在风险社会中、在“自反性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贝克从多个层面用它来指称当今时代）下呈现的形态区分开来的东西。至少目前而言，还没有可供“重新嵌入”的“床位”，有的只是尺寸不同、风格不一的演奏凳（music chairs），它们的数量和位置会发生变化，迫使男男女女忙碌奔波，无休无止，没有“到达”的满足，也没有抵临终点时忧虑顿失的惬意。在抽离的个体所走的这条路（如今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的尽头，看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

准确地说，这就是把以往的“个体化”与它在风险社会中、在“自反性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贝克从多个层面用它来指称当今时代）下呈现的形态区分开来的东西。至少目前而言，还没有可供“重新嵌入”的“床位”，有的只是尺寸不同、风格不一的演奏凳（music chairs），它们的数量和位置会发生变化，迫使男男女女忙碌奔波，无休无止，没有“到达”的满足，也没有抵临终点时忧虑顿失的惬意。在抽离的个体所走的这条路（如今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的尽头，看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

有一点大概不会错：如今，像以往一样，个体化依然是命定之事，而非可以选择之事；在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内，逃避个体化和拒绝参与个体化游戏这种选择，显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对男女众生来说，找不出给自己制造挫折和麻烦的谴责对象，这和过去一样，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借助自己的家用电器来避免挫败，或者像明希豪森（Baron Münchhausen）一样，凭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实现自保。如果他们病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持之以恒地恪守养生之道；如果他们尚未就业，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面试技巧，没有努力去找工作，或者纯粹只是因为讨厌工作；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职业前景，对未来感到焦虑，那是因为他们在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方面做得还不够好，缺乏本该具有的自我表达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无论如何，他们被告知情况就是这样，并且他们自己也认为的确是这样，以致在行事时表现得仿佛这些果真是事情的真相一样。贝克恰当而尖锐地指出：“生活中的个体，终生都要去解决各种系统矛盾。”风险和矛盾依然会被社会地生产出来，只有应对风险和矛盾的职责和必要性正在被个体化。

简而言之：在命定的个体性和作为自决实践能力的个体性之间（后者对应着“个性化”[individuation]——贝克用这个词来区分自我维持、自力推进的个体和仅仅被“个体化”的个体，后者指的是别无选择、只能如此、仿佛个性化并未实现那样去行动的人），有一道正在逐渐拓宽的裂缝；关键在于，弥合这条裂缝不在这种能力范围之内。

被个体化的男女众生，其自决能力作为一种规则，并不符合真正的自我建构的要求。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指出的那样，毫无阻碍的自由的对立面是选择的无关紧要——这两个面向互为条件：为何要自寻烦恼去阻止无论如何也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呢？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自由只有当其无足轻重的时候才会来临。在个体化压力下塑造出来的自由的香膏上，有一只肮脏的、无能为力的苍蝇；鉴于人们指望自由能带来权力，这种无能为力就让人觉得更加可恶和不快。

被个体化的男女众生，其自决能力作为一种规则，并不符合真正的自我建构的要求。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指出的那样，毫无阻碍的自由的对立面是选择的无关紧要——这两个面向互为条件：为何要自寻烦恼去阻止无论如何也没有多大意义的东西呢？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自由只有当其无足轻重的时候才会来临。在个体化压力下塑造出来的自由的香膏上，有一只肮脏的、无能为力的苍蝇；鉴于人们指望自由能带来权力，这种无能为力就让人觉得更加可恶和不快。

或许，像过去一样，并肩协力和步调一致能够提供一种解决办法？也许，无论个体的力量多么贫弱，只要凝聚成集体立场和行动，就能协力完成个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困难在于，任由命运摆布的个体最普遍的困扰在于，他们是不能累加的（not additive）。他们根本就不能为一个“共同目标”拧成一股绳。从一开始，被塑造出来的个体就缺乏能与他人的困扰相接合的边界。这些困扰可能相似，但是，由于个体不能携手面对和对抗困扰，所以这些困扰并未形成一个“比它的各部分之和更大的”总体，也没有获得新的、更容易对付的特质。有其他受害者相伴，其唯一的好处在于使每个人都相信，独自与困境抗争是其他所有人每天都在做的事——于是重振那低落的决心，继续走独自抗争之路。人们也许还能借鉴他人的经验，学会如何在下一轮“裁员”中不被淘汰，如何对付那些自认为是青少年的孩子和不愿长大的青少年，如何把脂肪和其他讨厌的“异物”从“自己的体内排出去”，如何戒除不再令人满意的嗜好或摆脱不再合意的合伙人。但是，人们从他人的陪伴中首先学到的东西是：陪伴者只能告诉你如何经受住自己无法逃避的孤独；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风险，需要独自面对并与之抗争。

因此，还有另一个障碍。正如托克维尔早就觉察到的那样，让人获得自由会使他们变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认为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个体往往对“公共利益”、“良好社会”或“公正社会”漠不关心，疑虑重重，或者心怀警惕。除了能使个体满足自身以外，“公共利益”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无论个体聚集起来会做别的什么事情，都会限制他们自由地追求自认为适合自己的东西，而不会对这种追求有丝毫助益。人们只能期望“公共力量”提供两样有用的东西：其一是保护人权（让每个人自行其是）；其二是让每个人都能和平地做到这一点——通过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把犯罪分子关进监狱，清理大街上的抢劫者、堕落者、乞丐及心怀叵测且令人生厌的陌生人。

在浏览美国人非常渴望参加的“成人夏季课程班”的虚构广告传单时，伍迪·艾伦（Woody Allen）凭借无与伦比的智慧，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晚期现代命定个体（individuals-by-decree）的嗜好与怪癖。在这些课程班中，经济理论课目包括“通胀与萧条——如何穿着打扮”，伦理学课目包括“绝对命令和让它为你服务的六种方法”，天文学课程介绍中的内容则包括“太阳是由气体构成的，它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爆炸，使整个行星系瞬间灰飞烟灭；所设课程将向学生讲解普通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

在浏览美国人非常渴望参加的“成人夏季课程班”的虚构广告传单时，伍迪·艾伦（Woody Allen）凭借无与伦比的智慧，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晚期现代命定个体（individuals-by-decree）的嗜好与怪癖。在这些课程班中，经济理论课目包括“通胀与萧条——如何穿着打扮”，伦理学课目包括“绝对命令和让它为你服务的六种方法”，天文学课程介绍中的内容则包括“太阳是由气体构成的，它有可能在任何时刻爆炸，使整个行星系瞬间灰飞烟灭；所设课程将向学生讲解普通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

总而言之：个体化的另一面似乎是公民身份的腐蚀和逐渐瓦解。《精神》（Esprit）杂志编者之一乔·罗曼（Joël Roman）在他新近出版的《个体的民主》（La Démocratie des lndividus，1998）一书中指出，“人的警惕性降格成了监视，既卷入了集体情感之中，又对邻人心怀戒惧。”因此他敦促人们去寻求“共同决策的全新能力”，正因这种能力的缺失，它在今日才越发引人注目。

倘若个体是公民的头号敌人，倘若个体化给公民身份和基于公民身份的政治招来麻烦，那是因为作为单个人的个体所关心的事情和他们的当务之急占据着公共空间，并宣称自己是公共空间唯一合法的占据者，把其他东西都从公共话语中挤出去了。“公”被“私”给殖民化了，“公共利益”退化成了关于公众人物私生活的奇闻轶事，公共生活的艺术也缩减成了私人事务的公开展示和私人情感（越私密越好）的公开表白。本身不容许做这样简化的“公共问题”，已经变得无法理解。

个体化了的行动者，要想“重新嵌入”基于公民身份的共和政体内，其前景是暗淡的。促使他们冒险走上公共舞台的原因，与其说是对公共事业的追求，探索就公共利益的内涵达成共识的途径，寻找共同生活的原则，不如说是急需建立“关系网络”。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反复指出的那样，共享私密往往是首选的、甚至可能是仅存的“构筑共同体”的方法。这种构筑技术，只能产生像支离破碎、游离不定的情感一样脆弱短命的“共同体”，它们毫无规律地变换着目标，茫然无计地寻找永远也找不着的安全港湾；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共享着苦恼、焦虑或怨恨，但它们都是“钉子”共同体，众多孤独的个体短暂地围绕在钉子周围，并把他们孤独的个体恐惧悬挂在这颗钉子之上。正如贝克（参见他的论文“论工业社会的致命之处”[On the mortality of industrial society]）指出的那样：“随着社会规范的衰退，赤身裸体、惊恐万状而又富有攻击性的自我涌现出来，寻求关爱和帮助。自我在寻找自身和寻求充满友爱的社会性（sociality）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在自身的丛林里……一个在自身的迷雾中游荡的人已经注意不到，这种孤独，这种‘自我的孤立禁闭’，是对大众的惩罚。”

个体化已经来临并将持续下去；无论是谁，如果要通过思考找出一些方法，来应对个体化给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就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事实。个体化给越来越多的男女众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尝试自由（freedom of experimenting），但是（对送你礼物的敌人，千万要提防），它也给男女众生安排了应对个体化后果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在自决权和对左右着这种自决是否可行的社会环境进行掌控的能力之间，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似乎就是“第二现代性”的主要矛盾。我们必须通过不断摸索、批判反思和大胆试验，共同认识并解决这一矛盾。

在《再造政治》（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一书中，贝克指出，[我们]需要进行“再一次变革”，而变革离不开“现代性的彻底化”。他认为，“这离不开政治尝试中的社会创造和集体胆气”——只是他跟着便补充说，这些“趋势和品质……并不是很常见，或许已经不再能够赢得多数大众”。但是，我们已经身陷此境，不可能在其他条件下行动。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将在这些条件下行动，并承担我们行动或不作为的种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