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Will-to-Power Intro 更猛烈些！！！ 符号学与城市规划 巴特著，李幼蒸译 选自《符号学历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本讨论的主题有关若干城市符号学的问题。   但是我必须补充说，任何人想要描述一种城市符号学，都需要既是一名符号学家(一名记号专家)，又是一名地理学家、一名历史学家、一名城市学家、一名建筑师，而且，也许还须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本人显然不具有上述这些条件，——实际上，上述专家身份，我不具其一，也许勉强算是一名符号学家——我将对你们提出的讨论，乃是一位“业余家”的思考，在此词的宇源学意义上，一位喜爱记号的“记号业余家”，一位喜爱城市的“城市业余家”。这样，我可被看做是一个既爱城市又爱记号的人。而且这种双重喜爱(实际上，也许只是一回事)迫使我相信，也许不无假想性地，一门城市符号学产生的可能性。那么，在何种条件下，或者准确说，在何种谨慎性和初级性的层次上，我们将说一门城市符号学是可能的呢?   这就是我将提出的思考主题。我想首先提醒你们一件大家熟悉的事情来作为开场白：一般来说(不仅是对都市空间而言)，人的空间永远是·一个意指性空间。科学地理学，以及特别是近代制图学，可被视作客观性加予意指作用的一种抹消作用、一种监管作用(此种客观性是一种形式，正像任何其他形象储存一样)。此外，在谈城市前，我想回顾一下西方(特别是古希腊)文化史上的若干现象：人类居住形式，“oekoumène”，有如我们从希腊地理学家(Anaximandre, Hécatée)的第一批地图中可能看到的，或者从像希罗多德这样的人的心理制图术中看到的，构成了一种真正的话语，它带有其对句性、位置对立性，带有其组合段和聚合体。一幅希罗多德的世界绘图，其构成建立在诸对立上，像是一种语言，像是一个句子，像是一首诗：热国和冷国，已知国和未知国；然后一方面是在人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在两种怪兽之间的对立，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从地理空间转到城市空间，严格地说，我将提醒你们注意Isonomie（同则态，权力平等。——中泽者注）概念，这是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克利瑟奈(Clisthène)的人在雅典所创制的，它是一个真正的结构性概念，按此，只有中心是具有特权的，因为所有市民都与其有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称的也是可逆的。在此时期，城市概念特别具有意指性，因为今日无疑公认的有关基于功能和用途的都市布局功用性概念要到很久以后才出现。我想指出意指空间概念中的这种历史相对主义。最后，晚近一位结构主义者列维一斯特劳斯在其《忧郁的热带》中创造了一种形式化都市符号学，即使是在缩小的规模上，他按照种基本语义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博罗罗(Bororo)部落村庄的空间。   奇怪的是，与这些具强意指性的居住空间概念相比，城市学家们的理论探讨，迄今为止，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对此意指作用问题，远未给予足够重视。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家根据意指作用谈到过城市。其中一位，我相信，是雨果，他表现过都市空间所具有的基本意指性特色。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写出了讨论一种精妙理性的非常优美的一章，“这个将杀死那个”。在这里，这个指此书，那个指此建筑物。这样表达之后，雨果以一种相当现代的方式表现出对建筑物和城市的理解，也就是将其视作一部写作，视作人在空间中的一次“刻写”活动(inscription)。雨果的这一章有关两种写作方式的竞争石头上的写作和纸上的写作。然而，这个主题可以从哲学家德里达关于写作的论述中看到其现代版本。在当前城市学家中，意指作用实际未被提及，但出现了美国凯尔文·林茜(Kevin Lynch)的名字，他的论述似乎最接近城市语义学的问题，因为他从知觉意识角度思考着城市，即在该城市的读者内规定着城市的形象。但实际上，林奇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观点看，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在其作品中存在有一整套意指作用词汇(例如他赋予城市的可读解性以相当的注意)，而且作为一位优秀语义学家，他具有离散单位(unités discrètes)意识：他企图在都市空间中再发现非连续性单位，后者，在一定限度内，类似于音位和语义位(sémantèmes)概念。他把这些单位说成是路径、围墙、小区、交叉路口、指示点。这些都是单位范畴，它们不难变为语义学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有此词汇表，林奇的城市概念仍然是格式塔性质的，即尚未达到结构化性质。   除了那些显然具有城市语义学观念的作家外，我们注意到对于城市空间内象征功能的意识在逐渐增加。在基于定量估算和动机调查的若干城市学研究中，我们看到毕竟出现了纯定性的象征化动机，尽管只是为了记忆，后者甚至今日也常用于说明其他现象。例如我们在城市学中发现了一种相对常见的技术模拟(simulation)。但是模拟技术，即使以相当狭窄的和经验的态度加以应用，可导致对模式概念的一种更彻底的研究，此模式概念是一种结构的或至少是前结构的概念。   在这些城市学研究的另一阶段上，出现了有关意指作用的思考。我们逐渐发现，在现象的意指作用和其他秩序之间存在有一种矛盾，因此，意指作用具有一种不可归约的特性。例如，某些城市学家，或某些在研究城市规划的研究者，必须注意，就某些情况而言，在城市的一部分建筑(如街区和城区)的功能性和所谓它的语义学内容(它的语义学力)之间，存在有一种冲突。所以他们天真地(而我们开始时或许无法避免此类“天真”)注意到，罗马，在现代生活的功能必要性和由历史传达的语义学负担之间，呈现了种永恒的冲突。而且在意指作用和功能之间的这种冲突，产生了城市学家的失望。在此也存在着意指作用和理性之间的冲突，或者至少在意指作用和计算理性之间的冲突，这种理性要求一个城市的一切成分都在规划中统一地予以恢复，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一个城市不是一个由可以被发明出来的诸平等成分构成的织物(tissu)，而是由强成分和中性成分组成，或者如语言学家告诉我们的，有标成分和无标成分(我们知道在记号和记号欠缺之间的、在可量度和零度之间的对立，构成了意指作用发展中的主要过程)。显然，一切城市都具有这种韵律。林奇注意到，在每一城市中，自从其有人居住和被人建成以来，存在有基本的意指作用韵律，包括其有标成分和无标成分之间的对立、替换以及并置。最后，在意指作用和现实之间，至少在意指作用和客观地理现实即地图现实之间，存在有一种最终冲突。心理社会学家所作的研究显示，例如，两个街区相邻，如果我们是根据地图，即根据“现实”、根据客观性来规定的话；然而当他们触及两种意指作用时，上述地形认知在城市形象中却被彻底分裂了：意指作用是在与客观材料完全对立中被体验的。   城市是一个话语，而且这个话语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我们通过居住、穿行、注视来谈论着我们身处的城市。但是，问题是从纯隐喻阶段中抽出像“城市语言”这样的表达。我们不难以隐喻方式来说城市语言，就像我们说电影语言或花卉语言一样。当我们不用隐喻来谈论城市语言时，才是达到了真正的科学飞跃。而且我们可以说，这正像弗洛伊德首次谈论梦幻语言时的情况一样，他排除了梦幻的隐喻意义表达，以便赋予其真正的意义。我们也须面对这个问题：当谈论城市语言时，如何从隐喻转移到分析?让我再来谈城市专家们的例子，即使他们远离这些城市语义学的问题，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我在引述某一研究结果)：“社会科学中的有用资料，提供了一种很不适宜于被纳入模式的形式。”的确，如果我们难于把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向我们提供的资料插人一种模式中，这正因为我们欠缺一种最终技术、关于符号的技术。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科学能量，以便将这些资料从隐喻转换到、转移到对意指作用的描述，而且在这里符号学(在此词的最广义上)，通过一种尚难预测的发展，可能提供给我们某种帮助。我无意在此讨论如何发现一门城市符号学的程序。这些程序似乎在于使城市文本分解为单元，然后把这些单元分布到诸形式类之中，最后再发现这些单元及这些模式的结合规则和转换规则。我将限于谈论三种研究，它们与城市没有关系，但可能有助于我们探索一门未来城市符号学，因为它们为当前符号学现状提出了简明描述，并应考虑到如下事实：近年来符号学的“地形图”不再与以前相同了。   第一种研究是，“象征主义”(它必须被理解为关于意指作用的一般论述)。今日，至少一般来说，不再被视为在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一种规则的相符性。换言之，几年前重要的一种语义学概念现巳过时，我是说词汇学概念，即有关在所指和对应的能指的一系列清单概念。词汇学概念的损耗可以在许多研究部门看到。首先有像卡茨(Katz)和福多尔(Fodor)这些乔姆斯基弟子的分配语义学，他们对词汇学给予了有力评判。如果我们从语言学领域转到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可看到15到20年间风行一时的主题批评，至少在法国已构成了我们所知为新批评研究的主要部分，它现在却已遭受到限制和改变，其结果遂不利于新批评所提出的要加以破解的“所指”研究。最后，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我们不再谈·一种词项对词项的象征主义，这肯定是弗洛伊德著作中已死的部分：一种精神分析学词汇学已不再被探讨。所有这一切都为"象征”这个词投下了不信任票，因为这个词永远暗示着：意指关系是基于所指的，基于所指之存在的。我个人使用“象征”这个词时，是用其指一种组合段的和聚合体的，而不再是语义学的意指性组织：我们必须在象征的语义学的内涵和此同一象征的组合段的和聚合体的性质之间做出明确区别。   同样，企图发展一门城市意指作用词汇学也是荒谬的，按此，位置、街区、功能和意指作用被分置两边，或一边是作为能指的位置，另一边是作为所指的功能。一个城市街区可承担的功能清单是长期以来被知晓的，一个街区大致存在有30个左右的功能(至少对于城市中心地区来说此地区从社会学角度已被仔细研究过)。这个清单当然可予以完成、丰富和发展，但是它将只构成极其初级水平的符号学分析，随后或许将必须被修改：不仅仅因为历史所加予的重量和压力，而正是因为所指有如极其不精确的神秘存在物，而且因为在某一时刻它们永远成为另一物之能指：所指消失，能指留下。因此，寻找所指可以只是一种临时性工作。当设法把所指的作用抽离出来后，只是提供我们一种关于意指性分布的特殊状态。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对于“空所指”、对于所指之空的位置，我们赋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换言之，成分作为能指，与其本身相对位置的关系，比与其内容关系更大。这样，东京，作为在语义学式想象中可能得到的最复杂的都市综合体，仍然具有一种中心。但是这个由皇宫占据的中心，却被体验为一个空的中心，它由深堑所环绕并隐蔽在绿阴之中。一般而言，由不同城市的城市核心组成的研究显示，我们称作“坚实核心”的城市中心点(每一城市有一中心)，并不构成任何特殊活动的最高点，而是构成中心之社群形象的一种空“心”。在这里出现有某种空的位置，它对于城市其他部分的组织而言是必需的。   第二种论述是，象征主义应该基本上被定义为能指的、相关关系的世界，而且特别是那样一种相关关系的世界，它不可能被封闭于一种完全意指、一种最终意指之中。所以，从描述技术的观点看，成分，即能指的分布，已“穷尽”了语义学的发现。对于卡茨和福多尔代表的乔姆斯基派语义学来说，甚至于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分析来说，这是确实的，后者所根据的关系不再是类比的而是同态的了(这是人们很少提及的作者关于图腾制的书中所作的证明)。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想产生一种城市符号学，就必须更精心地推进意指分划(division signifiante)。对此，让我谈一下我作为一名城市业余研究者的体验。我们知道，在某些城市，存在有一些空间，它们促成了一种非常精细的功能专门化出现。例如，东方风味的阿拉伯市场即如此，在那里一条街为制革业保留着，另一条街专门为金银首饰匠保留着。在东京，同一街区的某些部分，从功能观点看，非常具有齐一性：我们发现这里只有酒吧、快餐店或娱乐场所。但是，我们应该超越这种初步外观，并且不将语义学描述限制于这一单元；我们应该试图按照如下语言学中的同一方式来分解各种微结构，即在一长句子中分离出小的句子片段。所以我们应该习惯于通向微结构的一种精细分析，并反过来习惯于一种通向大结构的扩大分析。我们都知道东京是一个多核心的城市，它具有围绕着五六个中心的若干核心；我们应该学会从语义学上区分由火车站所显示的这些中心。换言之，甚至在此领域，最佳的城市语义学研究模式，我相信，至少在开始，将会被话语的句子所提供。在此，我们重新发现了雨果早先直观到的一种认识：城市是一种写作。城市中移动着的人，即城市的使用者(我们都是城市使用者)，是一种读者，他，按其义务需要和其身体移动，选取着陈述的片断，以便私下里将其实现。当我们在城市中漫游时，我们都处于凯诺(Queneau)所著《100 000 ·millions de poèmes》一书的读者的地位上，在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其中一个诗句而发现一首不同的诗的出现。我们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们在城市中的体验可能正类似于一位先锋派的读者。   最后，第三种研究是，今日符号学不再假定一种确定所指的存在，这意味着，所指永远是其他物的能指，而且反过来也一样。在现实中，在任何文化的或者其至心理的综合体中，我们面对着无限长的隐喻链，其所指永远后退着，或者本身成为一个能指。如你们所知，这种结构开始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被探讨，以及在写作研究中提出了问题，但此问题未被实际探讨。如果我们将这些概念应用于城市，我们将无疑被导向关注一个维面的存在，对此维面，我必须说，在都市学研究中我还未见其被提到过，至少未被明确提及。这个维面就是色情面(dimension érotique)。城市色情是我们可从城市话语的无限隐喻性质中引出的教诲。我是在其最广义上用色情这个词的：把城市色情仅与保存这类欢乐场所的街区等同起来是荒谬的，因为欢乐场所概念是都市功能主义的最顽固的神秘作用之一；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而不是语义性的概念。我在此并无分别地使用着色情概念和社会性概念。城市，基本上，在语义上，是我们与他者碰面之处，因此中心即任何城市的聚会点。城市中心首先是由年轻人、青春男女所设立的。当青春男女表达他们的城市形象时，他们永远倾向于限制、集中、压缩此中心。城市中心被体验为社会活动的交换站，而且我几乎想说，在该词的广义上，即色情活动。或者最好说，城市中心永远被体验作那样一种空间，在其中某些颠覆性力量在作用着和触碰着，它们是断裂的力量、游戏的力量。游戏主题在关于中心的研究中被经常强调。在法国存在有一系列关于巴黎对其郊区吸引力的研究，并且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注意到，对于外围来说，作为中心的巴黎永远在语义学上被体验为特权场所，在那里存在有“他人”，在那里我们自己成为“他人”，那里是体验游戏的场所。反之，凡非中心之处，也正好不是游戏之处、不是具异他性之处：家庭、住宅区、同一性。当然，特别对于城市来说，应当研究替代色情的隐喻链。我们必须在主要范畴之中特别研究重要的人类习惯，例如饮食和购物，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消费社会中的实际“色情”活动。让我再一次举东京为例：主要火车站是主要街区的指示坐标，它们也是大百货场。日本火书站，作为商店的火车站，肯定具有独一无二的意指作用，而这种意指作用是色情性的：购买或交会。于是我们会探讨都市因素的深刻形象。例如，很多研究强调河道(cours)的想象功能，河道在任何城市都被体验为一条河流、一条运河、一道水源。在道路和河流之间存在有一种关系，而且我们知道，对意指作用最具抵制性的城市，使其居民最感难以适应的城市，正是欠缺水源的城市，城市而无海滨、无水池、无湖泊、无河流、无水道。所有这些城市都是难于生存的、难于读解的。   在本讲结尾，我只想说：在我举出的研究中，我并未谈及方法论。为什么？如果我们企图研究一种城市符号学，在我看来，最好的办法，正像对于任何语义学活动一样，将是发挥读者一侧的某种智慧。这将要求我们众人设法破译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如有必要，从一份个人报告开始。把各种读者类别的读解报告收集起来(因为我们有一批读者，包括定居居民和外来人士)，我们将因此而发展对此城市语言的研究。这就是为何我会说，最重要的不是扩大对城市的研究或相关功能研究，而是扩大对城市的读解，对此，不免遭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作家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例子。   从这类读解出发，从一种城市语言或一种城市代码来进行这种都会重构时，我们可能会朝向一种更具科学性的方法论：即对单位、句法等等进行的研究，但永远要记住我们绝不要企图使所发现的单元之所指固定化或僵死化，因为历史上这些所指都是极其不精确的，具有挑战性的，或难以驾驭的。   每个城市都是按照海船Argo形象被我们建造、创造的，其中每一个都不再是原始的东西，但仍然是海船Argo，即一组现成可识认的、可识别的意指作用。在对城市的语义学研究中，我们应该设法理解记号的相互作用，理解任何城市都是一个结构，不过我们永远不应该企图、不应该希望将此结构填实。   因为城市是一首诗，正如人们常说的，并且正如雨果比其他人表达得更好的；但它不是一首古典诗歌，不是以一个主体为中心的诗歌。它是一首展现能指的诗歌，而且正是这种能指之展现，才是一门城市符号学应该设法最终加以把握和颂咏的对象。 暴风骤雨 Will-to-Power 荐稿\投稿bfzygzh@163.com 回复以下内容，浏览相关文章 Reward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Write a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