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加塔利｜游牧与战争机器

游牧与战争机器

游牧民拥有一个界域，他因循着惯常的路径，从一个点到另个点，他并没有忽视点（取水点，定居点，集合点，等等）。然而，间题在于，在游牧民的生活之中，哪些是原则，哪些仅仅是结果。首先，尽管点确定了路径，但它们却完全从属于它们所确定的路径，这与定居生活的情形正相反。到达取水点只是为了离开它，任何的点都是一个中继，它只有作为中继才能存在，一条途径始终是介手两点之间，然而，“之间”已经具有其全部的容贯性，它既享有自主性、又拥有一个自己的方向。游牧的生活就是间奏曲。即便是它的那些定居的要素也应该根据（不断使这些要素处于运动之中的）路径来构想。¹游牧民绝非移民；这是因为，移民从根本上说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即便这另一点是不确定的、未被预料的或难以定位的。然而，只有从结果和和某种实际需要角度来看，游牧民才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原则上，对于他们来说，点就是一条路径之上的中继。游牧民和移民可能以众多的方式融合，或形成个共同的集合体；但他们却是出于极为不同的原因和条件而这样做的（比如，那些在麦地那与穆罕默德联合在一起的人已然在一种游牧的或贝督因的誓约和一种逃亡或迁移的誓约之间做出了抉择）。²

其次，虽然游牧民族的路径因循着通常的轨迹或道路，但它决不具有定居民族的道路的功能，即，将一个封闭的空间分配给人们，为每个人指定其部分，并调控部分之间的联络。与此相反，游牧民的路径将人们（或动物）分布于一个开放的空间中，这个空间是不确定的，非共通性的。nomos最终指涉法，但这是因为它一开始意味着分配及分配的模式。不过，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分配，在无边界、非封闭的空间之中非共享性地分配。nomos就是一个模糊集合体的容贯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片内陆，山岳的一翼，或一个城邦周围的不确定的区域，它与法或polis相对立（“要么是nomos，要么是polis”³。因此，第三点就是，在两种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差异：定居的空间是纹理化的，有墙和围栏，以及围栏之间的道路；而游牧的空间则是平滑的，仅仅具有“特性”（线条，traits）的标记，这些特性被轨迹（trajet）抹去或移换。甚至是沙漠的薄层也彼此在对方之上滑动，产生出一种难以模仿的声响。游牧民分布于一个平滑的空间，他们占据、栖居、掌控了这片空间，这就是他们的界域原则。同样，以运动来界定游牧民也是错误的。汤因比极为正确地指出，游牧民就是那些不运动者。移民会离弃一片已经变得无定形和无产出的环境，但游牧民却不会离开，也不想离开，他们固守着这个空间（在其中，森林退却，草原或沙漠却在增长），发明出游牧生活，以此来回应此种挑战。⁴当然，游牧民也运动，但却是以稳坐的方式，而且他们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保持稳坐（贝督因人驾马飞驰，膝盖置于马鞍上，身体稳坐于向上翻转的脚掌之上，“保持平衡的绝技”）。游牧民懂得怎样去等待，他们具有一种无限的耐心。不动与快速，紧张与加速，一种“静态的过程”，作为过程的停留，这些Kleist的特征也尤其是游牧民的特性。同样，必须将速度和运动区分开来：运动可以是极为迅疾的，但它却未必就具有速度；速度可以是极为缓慢的，或甚至是静止的，但它仍然是速度。运动是广延性的，而速度是强度性的。运动指涉着一个物体的相对特征，这个物体被视视作“一”，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而速度则相反，它构成了―个物体的绝对特征，，这个物体的不可还原的部分（原子）以一种涡流运动的方式占据着或充实着―个平滑的空间，有可能在空间的任意一点突显出来（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这里所指的是精神的旅行，但此种旅行不是通过相对的运动，而是在原地、在强度之中实现的：它们构成了游牧生活的一部分）。简言之，我们会说：只有游牧民才有绝对的运动，也即速度；涡流或旋转运动是它的战争机器的本质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牧民不拥有点、路径、土地，尽管他们看似拥有这些。如果说游牧民可以被称为是最为卓越的被解放者，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不是在随后再结域的（比如在移民那里），也不是在另外的事物之上做的（比如在定居民族那里）（确实定居民族和大地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它为另外的事物中介：财产制度、国家装置……）。对于游牧民来说则正相反，是解域构成了与大地之网的关系，以至于可以说，游牧民是在解域之上再结域的。是大地对其自身的解域，由此使游牧民发现了―片界域。大地不再是大地．它趋向于变为仅仅是土地（Sol）或支撑物（support）。大地并非是在其总体的和相对的运动之中被解域的，而是在特定的地域之中——在那里，森林退却，草原和沙漠获得增长。Hubac正确地指出，要想解释游牧生活，更多地应通过一种“地域性的气候素乱”。而非一种普遍性的气候变异（这一点毋宁说是与移民相关）。⁵每当―个平滑的空间形成并在各个方向侵蚀和增长，游牧民就出现于那片土地上，游牧民栖居在、停留于这些地方，他们自身令这些地方得以增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指出，游牧民创造了沙漠，正如他们被沙漠创造。他们就是解域的矢量，他们将沙漠附加于沙漠之上，将草原附加于草原之上，通过一系列局部性的操作（它们的定位和方向不断地发生着变化）。⁶沙漠里不仅仅有绿洲（作为固定的点），而且还有根茎式的植被，它们是暂时性的，根据局部的降雨发生变动，由此使得行程的方位发生变化。⁷人们对沙漠和冰原做了同样的描绘：在其中，没有天地之网的分界线；没有居间的距离，没有远景和轮廓，可视性受到限制；然而，存在着一种极为精妙的拓扑学，它并不依赖于点或客体，而是依赖于个别体和关系的集合（风，雪浪或沙浪，沙鸣或冰爆，二者的可触的性质）；它是一个触觉的空间，或毋宁说是一个“接触的”（hapique）空间，它是一个声音的空间、远甚于是一个视觉的空间……⁸方向的多变性和多重声音（polyvocité）是根茎类型的平滑空间的一种本质特性，它改变了它们的绘图术。游牧民和游牧空间是局部化的，而不是被定界的。而层化空间，这个相对的整体，它既是被限定者、又是限定者：它的部分是被限定的，恒定的方向被指定给这些部分，它们根据彼此之间的关联被定向，既可通过边界划分它们，也可将它们构成为整体；而做限定的（城墙口[limes]］或围墙，但不再是边界）则是这个与它所“包含”的）平滑空间相关联的集合体，它遏制着或阻止着这个空间的增长，限制它或将其置于外部。即便当游牧民承受着层化空间的作用之时，他们也并未从属于这个相对的整体（在其中，人们从—点移动到另—点，从—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毋宁说他们是处于一个局部的绝对者（absolu local）之中——这样一个绝对者体现于局部之中，实现于一系列具有多变方位的局部操作之中：沙漠、草原、冰原、海洋。

使绝对者呈现于一个场所之中，这难道不正是宗教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征（即便呈现的本性、［复现呈现的］意象是否具有合法性仍然有待讨论）？然而，宗教的神圣场所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心，它拒斥着模糊的nomos，宗教的绝对者本质上是涵纳万有的界域，而当它自身呈现于具体的场所之中时，这正是为了给整体确定一个稳固坚实的中心。人们常常注意到一神论之中的平滑空间——沙漠、草原或海洋——的包容性。简言之，宗教转化着绝对者。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就是国家装置（在它的两种形式之中：“束缚”与“协约或盟约”）的一个部分，即便它自身有能力将此种模型提升为共相或构建起一种绝对的帝权。然而对于游牧民，问题则完全不同：实际上，场所不是被限定的；绝对者因而也并不呈现于场所之中，而是与非限定的场所结合在一起；场所和绝对者之间的耦合并非实现于一种中心性的、被定位的整体化和普遍化里，而是实现于一种由局部操作构成的无限序列中。如果我们坚持这两种观点间的对立，那就会看到，对于宗教来说，游牧民族并不是一片适合的场地；在战争的人身上，始终存在着种对于教士和神的冒犯。游牧民族拥有一种模糊的、完全是游移不定的“一神论”，他们满足于此，正如他们也满足于那些流动的烽火。游牧民具有一种对于绝对者的观念，但却是一种极具无神论特征的观念。那些与游牧民族发生瓜葛的普救说的宗教——摩西，穆罕默德，乃至具有聂斯托利（nestorien）异端教派的基督教——始终遭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并与那些被它们称为顽固不化的不信教者产生冲突。实际上，这些宗教不能与一种恒定的和明确的运作相分离，不能与一个合乎理法的国家相分离，即便是、尤其是当一个现实的国家仍付阙如之时；它们弘扬一种定居的理想，并更为致力于那些迁移的组分，而非游牧的组分。即便是早期伊斯兰教也更为偏重逃亡和迁移的主题，而非游牧运动；毋宁说，正是通过某些教派分裂运动，它才将阿拉伯的或柏柏尔的游牧民族争取过来。⁹

不过，两种观点——宗教和游牧——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并未道尽一切。因为，对于一神论宗教来说，在它的此种趋向即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拓张一个普遍的或精神性的国家）的最深层次，并非不带有双重性和边缘；它逾越了国家的理想的界限，甚至逾越了帝国，以便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的区域、一个国家的外部，在其中，它有可能经历一种极为独特的变化和适应。我们这里将宗教视作一部战争机器之中的要素，而圣战的观念正是这部机器的发动机。与国王（这个国家人物）和教士（这个宗教人物）相对，先知引导着这样一种运动，它使一种宗教生成为战争机器或向这样一部机器转化。人们常说，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实现了宗教的此种转化，并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团体精神（esprit de courps）根据乔治·巴塔耶的说法，“早期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凝缩为战争事业的集团”。西方世界正是援引此点来为其对伊斯兰教的反感辩护。然而，十字军东征正是一次此种类型的历险，但也同样是次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历险。先知可以颇有理由地谴责游牧生活；宗教的战争机器可以颇有理由地表现出对迁移运动和建制理想的偏好；一般的宗教可以颇有理由地以一种精神性的（甚至是实在性的）再结域来补充它所特有的解域，在圣战中，此种再结域体现出（对作为世界中心的圣土的）征服所具有的明确导向的特征。然而尽管如此，当宗教在战争机器中被构成时，它还是发动了、释放出一种游牧运动或绝对解域的令人生畏的冲击，它将一个游牧民作为移民的复本，这或是一个伴随着移民的游牧民，或是一个移民正在生成着的潜在的游牧民；最后，它以对一个绝对国家的梦想来回击国家—形式。¹⁰而此种回击——正如正如此种梦想——归属于宗教的“本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贯穿着最为令人惊奇的方向变化的序列：那片有待被达到的、作为中心的圣土所具有的明确方向似乎往往只不过是一个托辞。然而，这样的观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是贪欲的作用，或经济的、贸易的、政治的因素使得十字军东征偏离了其纯粹的路线。正相反，恰恰是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此种方向的多变性——中断的、变化的方向，它内在地拥有着所有这些因素和所有这些变量，正是由此，它才将宗教形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并同时运用着、激发着相应的游牧运动。¹¹有必要严格区分定居民族、移民和游牧民，但这确实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混合；正相反，这反倒使得这些混合变得更为必要。而且，如果人们要想考察（征服了游牧民的）定居化的普遍过程，那就必察那些突发的局部游牧化，正是这此游牧化卷携着定居民族并构成了移民的复本（尤其是出于宗教的利益）.

平滑的或游牧的空间介于两个层化空间之间：一个是森林的层化空间，连同其重力的垂线；另一个是农业的层化空间，连同网格状的分区，普遍化的平行线，已然变得独立的树形模式，以及从森林之中采伐木材的技艺。然而，此种“之间”也同样意味着，平滑空间是被两个侧面控制，这两个侧面限定了它，阻碍其发展，并尽可能地指定给它一种共通性的作用；或与此相反，它转而反抗这两个侧面——在一个侧面上，它侵蚀着森林，而在另一个侧面上它则向耕地拓张，体现着一种非共通性的或偏离的力量，就好像一把插入深处的“楔子”。游牧民起初与森林和山区的居民为敌，接着又袭击农民。这里存在着某种作为国家—形式的反面或外部的事物——但在何种意义上？作为总体性的和相对的空间，此种形式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组分：森林—开垦地；农业—网格状分区；从属于农业生产与为定居生活服务的食物供给的畜牧业；以城市―乡村（polis-nomos）之间的共通关联的整体性网络为基础的商业历史学家们探寻西方战胜东方的原因之时，他们主要借助于以下这些一般说来令东方处于不利地位的特征：砍伐森林，而非开发森林，从而就为采伐甚至是发现木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稻田与园圃”类型的耕作，而非树形和耕地类型的耕作；绝大部分的畜牧业不受定居人口的控制，从而导致这些定居人口缺乏畜力资源和肉类食品；城市—乡村之间的关联只具有很低程度的共通性，由此使得贸易极为缺乏弹性。¹²我们当然不会得出结论说国家―形式在东方并不存在。相反，必需有一种更为严苛的机构来掌控并集中那些为逃逸的矢量所驾驭着的多种多样的组分。国家始终具有同样的构成；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之中还有一点真理的话，那就是“任何国家都在其自身之中拥有着其存在的本质性的环节”。国家不仅仅是由人所构成，而且还由木材耕地、园圃牲畜和商品所构成。存在着一种所有国家在构成上的统一性，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并不具有相同的发展过程或相同的组织结构。在东方，组分之间是更为分离的、分立的，这就必需有一种静止的宏大形式来将所有的组分维系为整体：亚洲的或非洲的“专制的形态”虽然不断受到革命、分裂、王朝的更迭所带来的震撼，但所有这些都并未影响到形式本身的不变性。相反，在西方，组分之间的错杂的关系使得通过革命来转化国家一形式成为可能。确实，革命的观念自身就是含混的；当它指向一种国家形态的转化之时，它是西方的；而当它构想着国家的毁灭和废黜之时，它又是东方的。¹³东方的、非洲的、美洲的庞大帝国遇到了广阔的平滑空间，这些空间穿透着它们，并在它们的组分之间保持着间隔（nomos并未变成乡村，乡村并未与城市共通，大型的畜牧业是游牧民所从事的事业，等等）：存在着东方国家与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间的直接对峙。这部战争机器可能会倒退回整合的道路并仅仅通过革命与王朝的更迭而运作；然而，正是它——作为游牧的战争机器——创造出了废除主义的（abolitionniste）梦想和现实。西方的国家则更为受到其层化空间的荫庇，因而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来掌控它们的组分，它们与游牧民之间只有间接的对峙，通过（游牧民族所发动的或转变为的）移民运动这个中介。¹⁴

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层化，或将平滑空间用作一种共通的手段，来为一个层化空间服务。不仅要征服游牧运动，而且还要控制移民运动，或更普遍地，在一整个“外部”之上、在弥漫于整个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流之上建立起一个合乎理法的区域，这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国家就与一种对各种各样的流所实施的捕获过程结合在起——人口之流，商品或贸易之流，金钱或资本之流，等等。还必需那些有着明确方向的固定轨迹，它们限定速度，调控流通，使运动相对化，并详尽测量主体和客体的相对运动。这就是为何保罗一维里奥的论题是重要的，因为他揭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是polis，治安（police），也即道路管理”，而且，“城门，它的入市税和关税，就是障碍，就是过滤器，它用来抵制集群的流动性和迁移群体的渗透力量”，人动物和商品。¹⁵重力，gravitas，这就是国家的本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了解速度；而是说，它要求运动——即便是最为迅疾的运动——不再作为一个（占据着一个平滑空间的）运动物体的绝对状态，从而变成一个在层化空间之中的、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被运动的物体”的相对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断地对运动进行瓦解、重构和转化，或对速度进行调控。国家，作为路政官，变流器，或道路的枢纽：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速度或绝对运云动并非缺乏法则，只不过这些法则是nomos的法则，是展布着它的平滑空间和和布居于它之中的战争机器的法则。如果说游牧民创造出了战争机器，这这正是通过对绝对速度的发明、通过作为速度的“同义词”而实现的。每当出现一种反抗国家的运作（无纪律，暴乱，游击战或作为行云动的革命）之时，我们就可以说，一部战争机器复活了，一种新的游牧的潜能出现了，伴随着对一个平滑空间的重构或一种居于空间之中的方式（就把这个空间当作是平滑的）（维里奥提醒我们注意“掌控街道”这个暴乱和革命的主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所作出的回击，就是对空间进行层化，以此来压制所有那些胆敢逾越它的界限的人。国家要想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就必需赋予后者以一种相对运动的形式：比如，堡垒的模式就是如此，它作为运动的调控器恰恰构成了游牧民的障碍，构成了使绝对的涡流运动发生中断的障碍物和防御工事。相反，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将使其内部的或邻近的空间纹理化之时，那些穿透着它的流就必然会呈现出部战争机器的样态，这部机器反抗着国家，并展布于一个敌对的反叛的平滑空间之中（即便其他的国家能够将它们的纹理隐蔽地置入这个空间之中）。这就是中国的历险：在14世纪末，尽管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它仍然对它那庞大的海洋空间置之不理，坐视它的商贸之流与自身为敌、并与海盗结成同盟，而它自己只能通过一种静止的、对贸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政策来做出回应，但此种政策却反而加强了贸易和战争机器之间的关联。¹⁶但情形比我们已经提及的还要复杂得多。海洋或许是主要的平滑空间，典型的水力学的模式。然而，人们最早试图对其进行纹理化的平滑空间也正是海洋：人们试图使海洋转而依赖于陆地，而这是通过后者的那些固定的道路，恒常的方向，相对的运动，以及—整套反—水力学的沟渠和管道而实现的。西方之所以能确立霸权，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国家机构对海洋进行纹理化的能力，它将北方和地中海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又将大西洋归并进来。然而，此项事业却导致了最出乎意料的结果：相对运动的多元化，层化空间之中的相对速度的强度化，最终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或一种绝对运动。正如维里奥所强调的，海洋变为现存舰队出没的场所，在其中，人们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从任意一点开始掌控整个空间：人们不再对空间进行纹理化，而是以一种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解域的矢量来占据空间。此种现代的技术又从海洋拓展到被视作新的平滑空间的天空，乃到被视作沙漠或海洋的整个大地。作为转换器和捕获器，国家不仅对运动进行相对化，而且还再度引入了绝对的运动。它不仅从平滑空间转向层化空间，而且还重构出平滑空间，并在层化空间的终结之处重新引入了平滑空间。确实此种新的游牧运动伴随着一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这部机器的组织结构逾越了国家装置，转变为能量的、军事工业的、跨国的复合体。这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平滑空间和外在性的形式并不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性的使命，相反，它们通过身处其中的那些互动以及它们的运作或建立所需的具体条件而彻底地改变了意义（比如全面战争与群众战争［甚至游击战］彼此借用对方的手段的方式）。¹⁷

注释：

1、Anny Milovanoff，《游牧民的第二层皮肤》，收于Nouvelles littéraires，1978 7月27：“生活于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处的游牧部落Larbaâ，他们使用trigâ这个词，一般意味着道路、路径，指称那些用来加固（将帐篷绑在树桩上的）绳索的编织带。……在游牧民的思想之中，居住并非与一个界域相关，而毋宁说是与路线相关。游牧民拒绝占有他们所穿越的空间，而是用羊毛和山羊毛建构起一种环境，它不会在临时占据的地域上留下任何标记。……这样，羊毛——这种柔软的物质——就将统一性赋予了游牧的生活。……游牧民暂停下来，这只是为了描绘行程路线，而不是为了构形其所穿越的空间。他们不干涉空间。……羊毛的多形性。

2、参见W.M.Watt，《麦地那的穆罕默德》，Payot，第107、293页。

3、E. Laroche，《古希腊词根“Nem”的历史》，Klincksieck。词根“Nem”意味着分配而非共享，即便这二者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准确说来，在畜牧的意义上，动物的分配是在一个非限定的空间之中进行的，而这并不意味着对土地的共享：“在荷马时代，牧人这个职业与对土地的共享无关；在梭伦的时代，当农业的问题变得突出的时候，它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汇被表达出来的。”放牧（nemô）并不指向共享，而是指向一种散布，一种对动物的分布，而只是从梭伦开始，Nemos才逐渐指涉法和权利的原则（Thesmoï和Dikè），然后又被等同于法自身。在这之前，更准确地说，在由法所管理的城邦（或Polis）与作为nomos的场所的周围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二选一的关系。我们可以在Ibn Khaldoun的著作之中发现相似的二选一的关系：在作为城市生活的Hadara与作为nomos的Badiya（不是城市，而是先于城市的乡间，草原，山岳，或沙漠）之间。

4、汤因比，《历史研究》，伽利玛，第185-210页：“他们涌人草原，但不是为了逾越它的边界，而是为了固守在那里，并适意地生活。”

5、参见Pierre Hubac，《游牧民族》，la Renasissance du livre，第26-29页（然而，Huvac有一种混淆游牧民和移民的倾向）。

6、关于海洋或群岛的游牧民族J．Emperaire写道“他们并不是从整体上对路线进行把握，而是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将不同的接续的阶段按照次序并列起来，沿着旅途的路线，从一个宿营点到下一个宿营点。针对每个阶段，他们对行程所需的时间和标志行程的连续的方位变化进行评估”（《海洋的游牧民族》，伽利玛，第225页。

7、Thesiger，《阿拉伯沙漠》，Plon，第155、171、225页。

8、参见Wilfred Thesiger对沙漠、Edmund Carpenter（《爱斯基摩人》，多伦多）对冰原所做的两段令人赞叹的描述：风，以及声音的、触觉的性质；视觉与质料的次要的特征，尤其是游牧民对于作为王权科学的天文学的漠不关心；然而却存在着―整套关于性质变量和痕迹的弱势科学。

9、E. F. Gautier，《北非的历史》，Payot，第267-316页。

10、从这个观点看，Clastres对印度的先知教派的分析可以被普遍化：“一方面，是首领，另一方面，则是与首领相对抗的先知。而先知机器的运作是极为良好的，因为卡拉（Karai）能够使那些令人惊奇的印度民众尾随于他们身后。……先知反抗首领的运动通过一种不寻常的对事物的逆转而赋予先知以一种比首领无限强大的力量”（《社会反国家》．第185页）。

11、在Paul Alphandéry的经典之作《基督教国家和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他揭示了路线的变化，暂停，偏离怎样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这支十字军战士的军队，我们将其视作―支现代的军队——就像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的军队，它是以―种绝对的被动性前进的，恪守着一位首领或―位外官员的意旨，这样一支军队清楚它所前进的方向，即便它犯了错误，这也并非是出于不明智。―种更为关注差异的历史接受了十字军部队的另一种更为真实的形象。十字军部队充满着自由的、往往是无序的活力，这支军队在内部受到一种复杂的连贯性（cohérence）的推动，这种连贯性使得所有发生的事件皆非偶然。当然，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有其缘由、必然性和宗教的特征，正如十字军东征的其他事件那样”（t. Ⅱ，第76页）。Alphandéry尤其揭示了，无论在任何―点上，一场反对不信教者的战争在最初的时候是与一种解放圣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t. Ⅱ，第219页）。

12、此种始于中世纪的东方―西方之间的对立（与这个问题相关：为何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而非其他地方获得发展？）启发了现代历史学家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尤其参见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Armand Colin，第108―121页；Pierr Chaunu《13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拓张》，P．U. F.，第334-339页（“为何是欧洲？为何不是中国？”）；Maurice Lomdard，《中世纪早期的空间和网络》，Mouton，第Ⅶ章（以及第219页：“在东方被称为砍伐的活动，在西方则被称作开发；因此，势力中心之所以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首要的深刻原因就是一种地理上的原因，森林―［林间］空地证明要比沙漠绿洲更具有潜能。”）

13、马克思对亚洲的专制形态所做的观察为Gluckman对非洲的分析《非洲的风俗和冲突》，牛津）确证：不变的形式与持续的叛乱同时存在，一种国家的“转化”的观念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的。而另一种观念——国家的“毁灭”——则更属于东方和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的状况，人们想要将这两个观念视为革命的接续的阶段，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差异，很难被协调起来；它们折射出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大潮流之间的对立，西方的无产阶级被从两种观点来考察：当它必须获得政权并转化国家装置时，这是一种劳动力的观点，而当它想要或希求国家的毁灭时，这就是种游牧化力量的观点，即便是马克思也不仅将无产阶级界定为异化者（劳动）而且也界定为被解域者，从这后一种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呈现为西方世界的游牧民的后裔。此外，不仅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援引了来自东方的游牧的主题，而且，特别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往往将无产阶级和游牧民等同起来，并将巴黎比作一个游牧民出没的城市（参见Louis Chevalier，《劳动阶级和危险的阶级》，L. G. F.，第602-04页）。

14、参见Lucien Musset，《入侵，第二波攻击》，P. U. F. ：比如对丹麦人的三个“阶段”的分析，第135—137页。

15、保罗―维里奥，《速度与政治》，伽利略出版社，第21-22页以及别处。不仅不能独立于那些外部之流来对“城市”进行思索（城市与这些流相接触，它调控着它们的流通），而且，那些有着专门功能的建筑群——比如堡垒——都是真正的转换器，其功能是通过它们的内部空间而实现的，这些空间容许一种对运动的析解，延伸或恢复。维里奥由此得出结论，关键更在于道路的管理或运动的控制，而非进行封闭。在这个方向上，福柯已经对作为操纵器和过滤器的海军医院进行了分析：参见《规讯与刑罚》，第145-147页。

16、关于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活动、它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个问题在东方—西方的“历史档案”（doissier）之中的重要性，参见布罗代尔，《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305—314页．以及Chaunu，《13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拓张》，第288―308页：

17、维里奥对现存舰队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界定：“现存舰队就是支不可见的舰队在海洋之中的持续在场，它能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对敌人发动攻击……这是—种新的武力的观念，此种武力不再来自直接的对抗，而是来自集团之间的不对等的能力，来自对在一个选定的环境之中可能采取的运动的数量所进行的评估，来自对它们的运动效力所进行的不断检验……。问题不在于穿越一片大陆，一片海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面的海岸到另一面的海岸，想反，现存视队发明了一种在时空之中没有终点的移动的观念……战略潜水艇并不需要前在任何明确的地方，它只需要掌控海洋，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实现不间断的、绝对的、巡回的移动，因为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目的地。……如果确实如列宁所说，战略就是选择武力的实施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指出，在今天，这些点不再是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点，因为，无论从哪一点出发，人们总是可以达到另一点，无论它位于何处。……地理上的定位似乎最终丧失了它的战略价值，相反，此种价值现在被归属于矢量的去定位化，一个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矢量。”（《速度与政治》第46-49，132-133页），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维里奥的文本都是极为重要和原创的。而唯一一个难以令我们接受的要点就是维里奥对三种速度的群体所作的类同化，而在我们看来它，们是极为不同的：（1）具有游牧的、革命的趋向的速度（暴乱，游击战）；（2）被国家机构所调控转化、占有的速度（“道路管理”）；（3）被一种全面战争的全球性组织或星际的超武装所恢复的速度（从现存舰队到核战略）。维里奥倾向于根据三种群体之间的互动而将它们类同化，并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速度的某种“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然而：他自己的分析反倒使这三者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