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异质性、非生产性与耗费

异质性、非生产性与耗费

在世俗世界的两端，或者说在它的上下两个方向，存在着两个类型的神圣世界。这，便是巴塔耶构造的一个多层次的丰富的世界模型。他的一系列概念和分析都展开在这个丰富的模型中。在此，世俗世界同两种神圣世界相对立，两种神圣世界在分享共同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截然的对立。与神圣性相反，世俗世界的特征是具体的现实功利性生产，巴塔耶称之为有限经济。而他持续不断的写作正是对这种功利性的世俗世界——它同时导致了主体的谋划思维——保持着不倦的批判。

在巴塔耶看来，这样一个世俗世界的强烈形式是同质性社会，而同质性的社会“是个生产的社会，即实用的社会，一切没有用的要素都排除在社会的网质部分之外。”在此，每一个要素都和别的要素相关，都对另一个要素发挥作用，都卷入到一个紧凑的生产的链条中而变成一个功能性环节，它们在一个可通约性范围内发挥作用。同质性要素是一个缺乏自主性和自为性的要家，它无法自我隔绝于这个共同尺度，而是将自己还原为自身之外的某种存在——比如说，将个体还原为他所创造的产品，将人性还原为可以交换的存在，实际上，巴塔耶是将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同质性世界的典型形式来看待的。这个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由占有生产资料或者注定要维持和购买生产资料的货币的人们构成”，也就是说，这个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如果说，同质性对应于功利性生产的话，那么，在―个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可通约的异质性世界，他们对应的则是非生产性耗费的一切。同样，同质性对应于逻辑式的可测度性，而异质性对应于非逻辑性的混乱；同质性对应于功能产品，异质性对应于自主力量；同质性世界将所有要素纳入到个秩序井然的有效运转机器中，而异质性世界则将社会无法同化的东四囊括其中，异质世界是同质世界的剩余物，它“包括了为同质社会当作废物或当作高级的先验价值来拒绝的一切。”显然，神圣性（超自然力量、禁忌、未知物）属于异质世界；身体的排泄物、色情、梦、情感和无意识属于异质；暴力、疯狂、残酷属于异质世界。资产阶级是同质社会的主体要素，而暴民、斗士、诗人、贵族、疯子、领袖以及底层的社会贫民——他们因为贫困而受到了侮辱，由此而表现出发泄式的粗野和暴力——则是异质社会的主体要素。这些人的共同特征就是另类性、不可通约性，就是处在整个生产的逻辑链条之外，处在盘算的有限经济学之外，他们不是被谋划的功利思维所宰制，而是被情感、被无意识、被盲目的自主力量所支配，他们享有自身的主权。

巴塔耶正是在异质性框架中来思考法西斯主义的。如果说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神圣性（色情和宗教）的话，那么，在同样的意义上还存在着两种异质性：高等的异质性和卑贱的异质性。同神圣性一样，这两种异质性都具有连续性欲望，都是对理性推论的超越。因此，在两种异质性之间，就存在着非理性的整合的可能性，异质性和异质性可以组织成类似宗教的——非生产性的——神圣统一关系。在法西斯主义的结构中，其领袖权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高等的异质性存在，他将自己看成是另类事物，超出了同质性的世俗世界，并且是不能合理和合逻辑地解释的。这些领袖权威只有王权性质，它将宗教的神和军队的首长这两种要素的特性融于一身。就军队首长而言，士兵对他处于一种绝对的依恋状态中，“这种依恋隐含着每一个土兵以将领的荣耀为自己的荣耀”。因为，士兵大多来自贫困而卑微的底层，一旦被征募，他们身上原初的异质性，松散性，卑微性和贫困性都被否定了，他们穿上了整齐的军装，组成整齐的队形，迈出一致的步伐，“构成军队的大众从一种被排斥被毁灭的存在过渡到一种纯化的几何学秩序，从散漫无形  演变为攻击性的严格紧凑”。这样，士兵消融在自我否定之中，而不再作为原初自己而存在，他们成为军事将领的所有物，就像将领本人的组成部分一样。他身上原先的异质性被改变了，并在军队中获得了深刻的同质性。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让那些底层的社会大众转化为士兵从而绝对地服从元首，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整个社会来服从元首的统治。元首要整合社会，他还必须获得―种对全民有效的宗教权力，只有在宗教中，才能完成一种非推理式的统摄，―种完整性和连续性，一种“我”和神达成的无条件的神圣性。在法西斯这里，通过鼓动“一切尽在国家中，通过将国家、人民、人格、民族以及领袖元首进行含糊其辞的混淆，元首就将各种异质性要素统一起来，他被看成是神圣自然的投射，看成是非功利性的主权，是民众无条件地投人情感和服从的对象。于是，非功利性循环圈中的异质性的民众受到了这种神圣性的强烈吸引，“元首的宗教价值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基本价值……真正的元首事实上是一个原则所放射的光辉，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将一个民族提升到神圣力量的价值之上的光荣存上的原则（它一方面废除了一切可能的考虑，不仅要求参加者的激情，而且要求池们的迷狂）。民族，活生生地体现在元首的人格中。”法西斯主义正是这样充分利用了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两种功能，并将各种各样的异质性要素进行统摄而奠定起来的，在此，现实的异质性经过法西斯主义的巧妙改造变成了虚假的但却是神圣的同质性。元首的神的形象——连同军事首长的形象——出现了，法西斯国家也这样出现了。

巴塔耶对同质性从来就不抱好感，正如他对生产性的有限经济一样，有限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同质性经济。这种经济就是“生产”和“攫取”的经济，其中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纳人到“有用”的功利性范畴中，都必须为事后的结局负担功能性责任，都必须转人到一个利润生产的链条中，这是目的论经济学，其顶点在资产阶级那里得以爆发。巴塔耶同意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正是宗教改革引发的革命，才标志着个新的经济形式——生产性占有的经济——的道路。这种经济偏离了中世纪的经济方向，它导致的后果是，“神圣世界、非生产性的消费世界遭到破坏，地上的一切被强加到生产的人和资产阶级身上。也就是说，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了，经济人出现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引述的富兰克林的话——金钱具有增殖、生产的本性；钱越多，每一次就能生产得越多——被巴塔耶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指南，这个经济就是最大限度的利润化过程，这是一个压倒性的法则，为此，资产阶级要节俭，要想方设法地获得最大利润的积攒，要“设法降低和延缓奢侈的耗费”。在这样一个累积和占有的生产状态下，这样一个事实就无法反驳：“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地总是把人的东西规约为物（商品）的状态。这就是人们生活、工作、受苦的主要原因。因此，巴塔那对这种目的性的生产方式，对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充满了反感，资产阶级抛弃了非生产性的耗费，“将财富的展示藏在禁闭的大门之后”，并且对奢华的耗费充满了臭汗，这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更是他们令人恐怖的伪善法则。在此，“慷慨和高贵消失了，与之相伴的只有富人和穷人的剧烈对照”。

巴塔耶相信，这种攫取和占有为目的的有限经济既不是最初的经济活动的本质，也不是经济活动的一切。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消费棋式：一种是生产性的消费，就是为了某种别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的消费，消费就是为了更大的占有和积攒，资产阶级的消费即是这种消费的典范；另一种消费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这种消费并没有目的，没有可计划的事后结局，消费就是纯粹的消费，它并不试图占有和获利，它们的目的仅限于自身。巴塔耶称此为“耗费”，它表示着非生产性的消费形式如果说生产性的消费将重点置于“搜取”和“贮存”之上，消费是为了占有的目的而进行的；那么，耗费的重点就是“缺失”，这种耗费经济，从来不进行利弊权衡，从来不要求有一种目的性回报，相反，它是彻头彻尾的无用浪费。巴塔耶的耗费形式包括：奢华、战争、哀悼，宗教膜拜豪华墓碑的建造、游戏、奇观、艺术、反常性行为（不以生殖为目的的行为）等等，这些消费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是些无用的浪费行为，且无意导致一个增殖性的结局。

巴塔耶承认这两种消费形式的存在。但是，他将非生产性的耗费作为人类活动的最初动力，在他看来，缺失性的耗费是占有性的消费的起源。商业活动的先驱不是人们所想象的物物交换，最初的交换并不是为了获取和占有而发生的，相反，根据马塞尔·莫斯的人类学考察．交换的动力来自于破坏和丧失本能。人们遵循一种丧失（而不是占有）需求来从事交换。莫斯在《礼物》中考察了北美印第安人的夸富宴（potlatch），这被认为是古代交换的广泛形式。这种夸富宴通常发生在节日中，它不是交易，而是在公开场合的赠礼——赠礼者向对方慷慨赠礼，这是财富的转让、缺失，赠礼者通过这种财富的大度缺失来获得荣光，同时也让受赠者蒙羞，并被迫作出回报行的挑战——受赠者为了抵消对方带侮辱的财富的耗费性炫耀，他要进行同样的财富耗损来回击对方。这样，在夸富宴中就存在着三个义务：给予、接受和回报。首领为了“证明他拥有财富，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财富挥霍掉、分发掉，从而压低别人，把别人置于‘他名字的阴影下’。”——这很类似于中国式的“面子”，一旦首领始出了这种夸富宴，那么，人们必须接受礼物，他没有权利拒绝夸富宴，拒绝，就是害怕回报的表示，就是自甘低下，显得委委琐琐，他的名字也因此就会“失去分量”。一旦接受了这个礼物，回报就是必须的。“如果不做出回报，或者没有毁坏相等价值的东西，那将会丢一辈子的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报的义务是夸富宴的根本”。于是，在夸富宴中就存在着一场赠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毁坏竞赛，首领甚至可以通过杀害奴隶、烧毁村庄、抛洒钱币来让对手蒙羞。在这场夸富式的竞赛中，谁都不会从中羞愧地退出，他们都毅然地听凭对方的挑战，毫不吝啬且充满豪气地将财富一遍遍地毁掉，并借此获得荣耀和声名。在此，毁坏和缺失成为财富的功能性要求，财富的运作根本就不是通过贪婪攫取的方式而实施的，相反，“财富完全转向了缺失，仅仅通过缺失，荣誉和辉煌才和财富相连”。这样，在最初社会的交换中，财富听凭这样一种需求：无限缺失的需求，财富为挥霍和缺失的动力所宰制，从一开始，财富并不总是要求自我增殖的。

从这个角度看，财富的耗费，连同耗费过程中的慷慨、奢华、过量、放纵——人的这些内心经验的——是慢慢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和吝啬中消逝。保存代替耗费，占有代替了缺失，积攒代替了废弃，吝啬代替了慷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肮脏嘴脸”，同时也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铁一般的法则——巴塔耶对此耿耿于怀。一旦积累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达到了高峰，积攒达到了它的极限，有限经济完全在它的狭隘轨道中运行的话，整个世界的能量链条就将崩断。这，就是普遍经济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的结果。

巴塔耶从普遍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耗费的必要性。普遍经济正好构成了有限经济的反面，对后者来说，经济总是服从从某个有限目的，它在一个局部事实和孤独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只是满足这个范围内的目的性要求，这样一种经挤活动，“是报据特定的有明确目的的实践活动而被构想的，通过控制调节这些实践活动总量，心灵得以进行推论，经济科学只是对孤立的情境进行推断归纳；它将其对象限制在为了一个明确目的而实施的活动中，也即是将它限制在经济人的活动中”。普遍经济的眼光则开阔得多，它将地球上的能量看作是一个相关性的整体，并且将没有特定目的——生产目的——的能量活动纳入到自己的考量中，这样的一些能最活动并不要求目的性回报：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光，是太阳。巴塔耶发现，太阳在本质上是一切财富的起源，太阳总是没有回报地放射和耗费能量，它是普遍经济的典范表现，太阳的“辐射使地球表面产生过员的能量。但是，首先，生物接受了这种能量并在它所可能企及的空间界限内将能量积聚起来，然后，它对这种能量进行放射或耗费，但是，在释放较大份额的能量之前，生物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能量来促进它的生长。只是在增长不再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能量浪费。因此，真正的过量是个体或集体达到其增长极限时才开始的”。回这个时候，耗费、奢华和慷慨就应该出现了，利润应该被挥霍，过量能量应被驱散，利益应该化为灰烬，这成为普通经济的规律性行为，无限的生产，增长和积攒是无扶想象的，因为生物生命所需的能量煺有限的，也因为地球固定的空间和能量对增长构成了限制，局部性的增长只能对另―个局部构成压力，这就会导致失去平衡的危险。“如果系统不再增长，或者这种剩余能量不能完全在系统增长中被吸收，它就必定会毫无利润地丧失；它应当被花费，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以光荣的方式还是以惨败的方式。”对增长的无止境的追求最后可能导致防不胜防的悲剧性耗费——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生命和财富的悲剧性耗费，即以“惨败的方式一所进行的耗费。这，恰恰是工业理性经济盲目增长的恶果。耗费没有及时地实施，它就会断然地通过战争的方式残酷地爆发。因此，为了避免有目的增长信念所引发的耗费悲剧，巴塔耶试图设想并不完善的解决答案，他当然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时刻，有一种“光荣”的耗费，它不求回报，慷慨地将财富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犹如太阳的照射从来没有要求返归一样。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富国，要避免危险，就应该将部分财富拱手让给贫困的印度。能量不可能永远服务于增长，服务于生产性扩张的有限经济，相反，它应该在普遍经济中、在整个地球的空间内被权衡，这样，剩余的能量和过量的财富应当摆脱生产性目的而被花费，应当消耗在自身的领域中而不屈从于外在的目标。这样的耗费无可避免，“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是以光荣的方式还是惨败的方式”——巴塔耶半个世纪以前的话语，就像给今天这个时代——巨大的财富差距导致了冲突和战争的时代——做的一个提前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