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记忆 | 法律系79级孙渝：故城一隅有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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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渝，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79级校友，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董事局主席。

图为2015年10月27日，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学术报告厅，孙渝在“刑辩江湖”上发言。

儿时进城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人的时候，最渴望做的事莫过于进城。那时的所谓“城”，是指解放碑方圆几公里的半岛所在，我的所谓“进城”，是从五龙庙起步，至杨家坪换乘，然后抵达解放碑，全程耗时约两小时。

进城干什么？其实就是大街小巷瞎逛一通，然后找便宜的吃喝一顿，再然后，打道回府。七十年代的重庆城，不似电影里的灯红酒绿，往来男女也未必摩登，但在小男人眼里，重百的彩电和味苑的肉香，都代表着生活的极致。

某个秋日的中午，我行至大阳沟旁的伊人巷，买了两个锅魁(烧饼)正待享用，忽闻不远处一阵喝彩，循声望去，声音来自一处青砖花墙的老茶馆，或叫“工农茶社”，走近一看，茶馆里人喝着盖碗茶，手持长烟杆，叶子烟味浓得呛鼻，烟雾缭绕中，一老者正在说书，讲的是古代巴国将军巴蔓子献头护城的故事。

时农历丁已年，我15岁。

两年之后，我考入了西南政法学院，始知那巴蔓子所为，彰显的是“契约精神”，或可将之解读为“法理念在巴渝故城最原初的实践”。

初入西政

我的大学，居渝州城郊一隅，歌乐山下，烈士墓旁，距解放碑14余公里。

走进西政大门那一瞬，我一点也不激动。

也曾去过重大、西师和川美，深知大学的模样该是“满目香樟裹小楼，大道阔阔曲径幽”，或者至少该有几尊雕像，显出高等学府别致的底蕴。而目之所及，却是泥泞的路和荒秃的坡，以及工棚式的教室，唯一的体面，是东山大楼和两间平层教室。我的大学如同一个寒酸的家庭，拿不出几件像样的摆设，我甚至觉得，从观瞻上看，它远不及我见过的一些中学。

入校当天，同室的晓方同学邀我四处逛一逛，称“列宁说过，每到一地，要先熟悉环境”。半小时左右归来，我感到透心凉。

我给父亲写信，道出心中的沮丧。他回信说：看看校园外的同龄人，你该懂得知足。

心情平复之后，我注意到周边昼夜施工，马达的轰鸣声不曾停歇，我知大学该有的大楼，或将呼之欲出。

然而，真正为我撩开大学面纱的，不是后来建成的若干大楼，而是先于它们亮相的教师群体。

逐渐改观

入校不久，班上有位同学带我去她亲戚家串门，亲戚夫妇是学校的老师，住在一栋外墙斑驳的筒子楼里。时九月秋暑，闷热难耐，穿过筒子楼幽长的过道，我看到昏黄灯光下，两位男性老师光着膀子在木凳上备课，左持蒲扇右执笔，一滴汗珠一行字。这一幕让我唏嘘不已，但我有所不知，这看似寻常的一幕，其实是涅槃重生的老一辈学人逐梦的缩影。

大学的课程渐次展开，伴随着老师的讲述，一幅盘根错节的法律图景，被有序地勾勒出来：历史的与现实的，哲学的与世俗的，程序的与实体的，公法的与私法的，而穿插其间的大量案例，则让枯燥的法理和法条显得妙趣横生。

我浸润在法学的洗礼中，感受着自己每一天的脱胎换骨，黑板上的字符不再是完成作业的需要，而是未来谋生的筹码，是驶向理想彼岸的船桨。从老师口中，我意识到大学之为大学，是它比中学离社会更近，它的每一页新知，无不映照职场真实的具象，又无不关联司法残酷的取舍，更牵涉法治的命运与走向。记得伍柳村老师说过：“刑法如同一把刀子，用好了，除暴安良；用不好，伤人伤己”。我深感那一代老师们的教诲是穿越时空的，直到今天，现实的难题未曾逃出老师们当年的视野，即使斗转星移，我仍然能感知着他们的感知，隐忧着他们的隐忧。

梅贻琦先生尝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见大学的灵魂在于教师群体，在于这个群体所释放出来的精神和学养，而不是所谓的物质条件。西政乃一弹丸之地，偏居重庆城郊一隅，连很多本地人都不知其详，却因众多学人涌进了同一个校园，合力造就时势，才有了后来的所谓“西政现象”。某种意义上讲，这冥冥之中的风云际会，不仅是西政学子之幸，重庆之幸，也是中国法治之幸。

西政沧桑

在众多大学之中，西政的历史可谓短暂而沧桑，沧桑而精彩。

1950年，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办，校址设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由刘伯承兼任校长。

1953年，以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系为基础，合并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重庆财经学院法律院(系)成立西南政法学院。1958年，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并入西南政法学院。

这是集聚薪火的历史际会，一批法学界的名师，如张警、王锡三、伍柳村等，和一批实务界的精英，如孙孝实、杨景凡、周应德、杨怀英等，加上高校分配来的才俊，如卢云、林向荣、黎国志、常怡等，在歌乐山下的校园里不期而遇。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他们相互映照，彼此成就，西政的第一代学人群体氤氲成形。

自此之后的十来年，可以视作西政的“前传”。在此期间，西政培养了大批优秀法律人才，我们入校后仰慕的许多老师，如高绍先、赵长青、徐静村、李权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毕业生。

此后，老一辈西政人为了留下法学教育的血脉，勠力与共，奔走呼号，成功避免了撤校，并保住了大量师资档案和图书，为后来的恢复招生奠定了基础。

1978年，西政在历经浩劫，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恢复招生，420名青春勃发的新生齐聚歌乐山下，让这座残缺不全的校园枯木逢春。事实印证了胡光院长的预判：“只要一招生，一切都活了”。自此之后，曾经颠沛流离的教师群体迸发出了非凡的创业激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勤勉与敬业，是历经沧桑之后的生命觉醒，是苦尽甘来之后的万般珍惜。巍巍学府，屹立西南，终于在三四十年间造就风气，享誉华夏。

西政新篇

入学的景象何其相似：78级的开学典礼在放干了水的游泳池里举行，79级的开学典礼则是在类似工棚的大教室里召开。

台上一番抚今追昔，台下一阵心旌摇荡，台上人刚刚告别一个时代，台下人刚刚走进一个时代，他们就此牵手，相濡以沫，建立旷世缘分。

自此之后，每年秋天都有大批新生来到重庆，涌入西政校园，烈士墓满大街都是戴着西政校徽的大学生，风中弥漫着法律牌的荷尔蒙味道，“邱四面馆”的老板亦能随口喊出不少学生的姓名。这所尘锁在时光深处的大学逐渐变得家喻户晓。

自1982年7月开始，新一代的西政学子相继毕业离校，像星星一样撒遍祖国大江南北。其中的小部分，追随老师的足印留校任教，不同时代的学人同源共振，续写着西政法学教育的辉煌。

而更多奔赴山河的学子，带着西政的精神和烙印，在各自岗位上积攒气韵，慢慢发光，终于在不经意间，汇聚成一种气场，一片星光，被世人所感知，为业界所景仰，这便是“西政现象”。

如今，走进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法律圈，都能找到西政人的影子，走进重庆任何一家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西政人更是十有七八。在过往几十年，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法治事件，都有西政人参与其间，毫不夸张地讲，西政人已然成为中国法治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满目的锦绣，我不免对历史深处那一盏启蒙的灯火投去深情的一瞥。当初少年眼里那片苍凉的土地，已经成为西政学子心中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