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冠状病毒迫使我们做出决定：全球共产主义还是丛林法则

Original 刘漫步哲学漫步集 2022-09-14

收录于合集 #哲学 227个

编者按：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传播，世卫组织把它称为大流行病。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的明星哲学家齐泽克也对此进行了评论。
齐泽克在文中提倡一种以新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全球的协调与合作，信息应该共享，计划应该充分协调，来应对危机与挑战，防治疫情。

文中也凸显了文化背景、政治立场不同的西方媒体对我国实际情况的“抹黑”，不管中国做得怎么好，总要有一些人来“造谣”，制作一些“抹黑”新闻。然而，中国有效防控疫情措施——政府主导、集体协作、人民团结——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可供参考的疫情防控经验。
面对疫情时，各国是各自为政还是团结起来？是丛林法则的生存逻辑还是互惠共赢？

作者 | 齐泽克，译者 | 刘漫步

英文来源 | RT（今日俄罗斯）

随着对冠状病毒的恐慌蔓延，我们必须做出最终的选择——要么我们制定最残酷的适者生存逻辑，要么通过全球协作重塑共产主义。

我们的媒体没完没了地重复着“不要惊慌！”然后我们看到的所有报道只能引发恐慌。这种情况与我年轻时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见到的情况类似：当政府官员向公众保证没有理由恐慌时，我们都将这些保证视为他们自己陷入恐慌的明确迹象。

一、在恐慌中浪费时间，这太严重了 It’s too serious to lose time with panic

恐慌有其自身的逻辑。事实上，在英国，由于冠状病毒的恐慌，连卫生纸卷都从商店里消失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南斯拉夫看到的一件关于卫生纸的奇怪事件。突然，一个谣言开始流传，说商店里没有足够的卫生纸。当局立即保证有足够的卫生纸供正常消费，令人惊讶的是，这不仅是真的，而且大多数人甚至相信这是真的。

然而，普通消费者会这样推理：我知道有足够的厕纸，谣言是假的，但是如果有人真的把这个谣言当回事，惊慌失措的开始购买过量的厕纸，导致了厕纸的真正短缺呢？所以我最好自己去买一些储备。

甚至没有必要相信有些人会认真对待谣言——这就足以假定有些人相信有人会认真对待谣言——其效果是一样的，即商店里真的没有厕纸。类似的事情在今天的英国(和加州)没有发生吗?

与这种持续的过度恐慌相对应的是，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完全没有恐慌。在过去的几年里，在非典和埃博拉疫情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一场新的更严重的疫情只是时间问题，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会发生。尽管我们理性地相信这些可怕的预言是真实的，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却不把它们当回事，不愿采取行动，也不愿认真地做准备——我们对付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在《传染病》（Contagion）这样的世界末日电影启示中。

这种对比告诉我们，恐慌不是应对真正威胁的正确方法。当我们在恐慌中做出反应时，我们不会把威胁看得太严重。相反，我们把它看得微不足道。想想看，过度购买厕纸卷是多么荒谬:在一场致命的传染病肆虐之际，拥有足够的厕纸是多么重要。那么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传播呢？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来认真面对它？

二、我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 What I mean by communism

当我提出冠状病毒的流行可能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新的生机时，我的说法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嘲笑。尽管中国政府对危机采取的强硬手段似乎奏效了——至少比目前意大利的做法奏效得多，但共产党执政的旧威权主义逻辑也清楚地表明了它的局限性。其中之一是，担心给当权者(和公众)带来坏消息的恐惧超过了实际结果——这显然是为什么那些第一次分享新病毒信息的人被逮捕的原因，有报道称现在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在冠状病毒停摆后，中国恢复运转的压力正在复活一个古老的诱惑：篡改数据，让高级官员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彭博社(Bloomberg)报道。这种现象以用电量的形式在浙江省这个东部沿海的工业中心表现出来。据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三个城市已经给当地工厂设定了能耗目标，因为它们正在利用这些数据来显示生产的复苏。这促使一些企业在工厂空置的情况下仍在运转。”

我们还可以猜测，当掌权者注意到这种欺骗行为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地方管理者将被指控蓄意破坏，并受到严厉惩罚，从而重现不信任的恶性循环……中国也需要一个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向公众展示中国如何应对这场流行病的隐秘一面。如果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我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吗，只要读一读世卫组织的公开宣言就够了——这是最近的一份宣言: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泰德罗斯·阿德哈诺姆·盖布雷耶斯博士上周表示，尽管全球公共卫生当局有能力成功地遏制病毒的传播，但世卫组织担心，在一些国家政治承诺的态度与疫情威胁的等级并不匹配。“这不是演习。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现在不是找借口的时候。现在是全力以赴的时候了。几十年来，各国一直在为这种情况做准备。现在是对这些计划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这一流行病可以被击退，但只有整个政府都参与进来，采取集体、协调和全面的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种全面的办法应该远远超出单一政府的机制：它应该包括动员国家管控以外的人以及强有力和有效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如果数千人因呼吸系统问题而住院，就需要大量增加呼吸设备的数量，为了得到这些机器，国家应该直接干预，就像在战争需要数千支枪的一样，而且它应该依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就像在军事行动中一样，信息应该共享，计划应该充分协调——这就是我所说的今天所需要的‘共产主义’，或者，正如威尔·赫顿所说:“现在，一种不受监管的的形式——自由市场全球化的危机和流行病影响正在走向死亡。但另一种承认相互依存和以证据为主导的集体行动正在诞生。”

三、全球协调与合作的必要Global coordination & collaboration necessary

现在仍然占主导的立场是“各国各自为政”:“国家禁止医疗用品等关键产品出口，各国在局部短缺和随意、原始的遏制措施下，退回到自己对危机的分析，”威尔•赫顿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写道。

冠状病毒的流行不仅标志着市场全球化的局限，它还标志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更加致命的局限，这种民粹主义坚持国家主权:“美国(或其他国家)先来!”因为只有通过全球协调和协作，美国才能得救。

我这里讲的不是乌托邦，我不呼吁人们之间理想化的团结——相反，当前的危机清楚地表明，全球团结与合作如何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如何是唯一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这不仅仅是冠状病毒：几个月前中国自身也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猪流感，现在又面临蝗灾的威胁。此外，正如欧文·琼斯所指出的那样，气候危机导致的人口死亡远远超过了冠状病毒，但人们对此并不恐慌。

从一个愤世嫉俗的活力论者（vitalist①）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把冠状病毒看作是一种有益的感染，它能使人类摆脱年老、虚弱和疾病，就像拔出半腐烂的杂草一样，从而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

我所提倡的广泛的共产主义方针是我们真正抛弃这种原始的活力论立场的唯一方法。在正在进行的辩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限制无条件团结的迹象，正如以下关于“三智者”（three wise men）在英国疫情发生更大灾难性转变时所扮演的角色的说明:“高级医生警告说，如果重症监护病房难以应对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NHS的患者可能会被拒绝接受挽救生命的治疗。根据所谓的‘三智者’协议，如果医院人满为患，每家医院的三名高级顾问将被迫在配给护理(如呼吸机和病床)方面做出决定。

“三个智者”会依赖什么标准？牺牲最弱和最老的？这种情况会不会为巨大的腐败开辟空间？难道这些程序不表明我们正准备制定最残酷的适者生存的逻辑吗？所以，最终的选择是：这种或者某种重塑的以新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

注释：

①Vitalist：活力论者，或译生机论者、生命力论者。活力论指关于生命本质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的区别就在于生物体内有一种特殊的生命“活力”，它控制和规定着生物的全部生命活动和特性，而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它主张有某种特殊的非物质的因素支配生物体的活动。生命力在不同的哲学家或学者那里有不同的名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称为“隐德莱希(entelecheia)”——即灵魂，赫耳蒙特称为“生基”、施塔尔称为“精气”或“有感觉的灵魂”、沃尔夫称为“自发力”和布卢门巴赫称为“形成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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