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的最大威胁不是我们可能退回到生存主义式的暴力，而是我们会走向一种有着人性面孔的野蛮主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已经停摆。但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富人享有的社会主义”，“灾难性的资本主义”还是一种全新的秩序？这些天，我发现有时我想要主动感染这种病毒–至少这样使人恐惧的不确定性就结束了。我的焦虑感在不断地增长，这种情况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我的睡眠状况。直到大约一周前，我还一直热切地期待着夜晚的到来：终于，我可以入睡了，忘记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然而现在却几乎相反：我害怕睡觉，因为梦魇总是出现在我的梦中，并最终使我在恐慌中惊醒-我的梦魇就是在前方等待着我的那些现实。那是些怎样的现实呢？阿列克∙朱潘克（Alenka Zupancic）完美地表述了这一点，现在让我复述了她的想法。这些天，我们经常听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应对这样持续不断的疫情的蔓延，我们就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我本人就是传播这条“咒语”的人之一）。但其实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已经发生了。冠状病毒的流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真正发生：我们所熟知的世界已经停摆，整个国家都处于封锁状态，我们中的许多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公寓之中（但是那些甚至连这样一种最小的安全措施都无法得到的人们呢？）并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即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存活下来，但仍会有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摆在我们面前。这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应该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些在现有世界秩序的范围内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的世界已然停摆，现在我们必须做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来避免最坏的情况。但是这些“不可能”是什么呢？我认为最大的威胁不是我们会退回到公开的野蛮状态，退回到残酷的生存主义暴力和公共秩序丧失的状态。（尽管随着医疗保健和其他一些公共服务的崩溃，这些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我害怕的不只是这样的公开的野蛮行为，我更害怕的是有着人性化面孔的野蛮行为-那些蕴含着悔恨甚至同情，但却被专家意见合法化了的无情的生存主义措施。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可以轻易地注意到当权者向我们进行演说时的措辞变化：他们不仅试图呈现自己的冷静和自信，而且还定期地做出可怕的预测-新冠病毒的流行可能要持续大约两年的时间，该病毒最终将感染全球60-70％的人口，并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简而言之，他们的真实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缩减社会道德的基本前提：即对老弱者的照顾。例如，在意大利，已经有人提出，如果疫情持续恶化，那么80岁以上的或患有其他重病的患者将被直接扔下等死。人们应该注意到，“适者生存”这样的逻辑甚至违反了军事道德的基本原则-在战斗之后，人们会首先照顾重伤者，即使他们的存活的机会很小。（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平时医院就已经在对癌症患者做同样的事情了）。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在这里要站在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论述–对于那些绝症患者，人们应该筹备一些药物使他们能够不带痛苦地死去，从而使他们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但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不应该是去节省医疗资源，而是应该无条件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尽可能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因此，我充满敬意地反对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看法，他认为，在持续的危机中，“我们的社会不再相信除“赤裸生命”以外的任何事。显然，意大利人愿意为了减少染病的风险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通常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情感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赤裸生命-以及失去这种生命的危险-并不是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东西，而是使人们盲目，并使他们互相分离的东西。”然而事实是更加模棱两可的：它确实也团结了人们–保持物理上的距离其实是为了表达对他人的尊重，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我的儿子们现在会主动避开我，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将病毒传染给我（这种对他们来说容易被治愈的疾病对我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最近几天，我们一次又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并遵守新的规则。媒体上充斥那些关于某些人行为不当并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中的故事（比如，一个人进入商店并开始咳嗽等等）。这里的问题与生态学中的问题一样，媒体一再强调我们的个人责任，就像生态学中，他们会不断询问你是否回收了所有用过的报纸等等。这种对个人责任的关注，尽管实际上是必要的，但在它被用于模糊如何改造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这个大问题时，这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反对冠状病毒的斗争必须与反对意识形态神秘化的斗争一起进行，而且必须作为一般性环境问题斗争的一部分。正如UCL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主席凯特·琼斯所说，疾病从野生生物传播到人类是“人类经济发展的隐性成本”。“处于各种自然环境中的人类都在变得越来越多。我们正在进入那些基本未曾受到过干扰的地方，并越来越多地将自己暴露于自然中。琼斯说：“我们正在创造一个病毒更容易得到传播的环境，然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新品种的病毒。”因此，仅仅为人类提供某种全球医疗保健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将自然也考虑进来–病毒还会攻击植物，这些植物是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例如土豆，小麦和橄榄。我们必须始终关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整体图景，这意味着要考虑到所有相互矛盾的事物。我们已然陷入了三重危机：医疗（疫情本身），经济（无论疫情的后果如何都将对其造成沉重打击），再加上人们的心理健康（不要低估）–数百万人的现存生活秩序正在被瓦解 ，这种变化将影响像是从假日出行到日常身体接触等领域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学会在股票市场和收益的逻辑之外进行思考，并找到另一种简单的进行生产和分配必要资源的方法。比如，当当局得知某公司正在囤积数百万个口罩并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售它们时，他们不应与该公司进行任何谈判-而应该直接征用这些口罩。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向总部位于图宾根的生物制药公司CureVac提供了10亿美元，来保证未来开发的疫苗只用于美国。但德国卫生部长詹斯·斯潘（Jens Spahn）表示，特朗普政府对CureVac的收购“不在讨论范围之内：CureVac只会“为了整个世界，而不是为了单个国家/地区开发一种疫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野蛮与文明斗争的典范案例。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特朗普先生也不得不准备启用《国防生产法》，该法案将使政府可以以强制手段确保私营部门增加紧急医疗用品的产量。本周早些时候，特朗普宣布了他可能会考虑接管私营部门。他说，他将援引一项联邦规定，允许政府为应对疫病而管制私营部门的生产。他补充说，他将签署一项法案，授权自己“在必要情况下”指导国内的工业生产。几周前当我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时，我被嘲笑了，但是现在“特朗普却公布了接管私营部门的提案” –即使在一星期以前，谁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类似的措施，如果国营卫生系统承受太大的压力，则由当地社区进行自行组织这样的手段将非常有必要的。仅仅互相隔离并生存是不够的–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基本的公共服务必须持续发挥作用：电力，食品和药品供应……（我们很快将需要一份康复者名单，他们必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对病毒免疫的，因此我们可以动员他们进行紧急公共工作）。这不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它是由基本生存需要所强加给我们的共产主义。不幸的是，它是1918年在苏联被称为“战争共产主义”的另一个版本。俗话说，在危机中，我们所有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即使特朗普政府也考虑采用这种形式的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译者注：“直升机撒钱”和UBI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即向每位成年公民支付的1,000美元的支票。数亿美元将以违反市场原则的形式被支出-但是问题是如何使用，在哪里使用，为谁使用？这种强制执行的社会主义会成为”为富人服务的社会主义“吗？（还记得2008年的银行纾困计划，却使得数百万的普通百姓失去了他们的小额储蓄的情况吗）这场瘟疫将成为加拿大社会活动家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说的“灾难性资本主义”这个漫长而悲惨的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吗？还是会从中产生出一种全新的（更温和，也许也更平衡）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