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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您最近一直在强调,要理解世界底层逻辑的变化,要理解中国底层逻辑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在这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活得清醒一点,自觉一点。而且,您一再强调长时段的眼光。如果这样看的话,对今天很多事情的理解可能要追溯到改革当初。中国的改革是怎样开始的?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天变革的可能性,理解中国社会底层逻辑的变化,是会有启示的。

孙:中国的改革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但有一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定论,即中国的改革是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改革?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才会判断在关键的时刻社会会往哪里走。

洪:原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简单。占主导性的说法是,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

孙:这是一个很模糊的且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什么叫崩溃边缘?没有确切的含义和量化的标准。崩溃边缘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崩溃尚且说不清楚,更何况崩溃的边缘?第二,真到了崩溃边缘就会有改革吗?那怎么理解我们东边的邻居?有人脑子里有一种逻辑:日子过不下去了就会改革。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逻辑,只要让老百姓认识到不现在这样会更坏,就行了。因此,所谓崩溃边缘的说法,其实是为了给当时的改革赋予合法性。考虑到当时改革的难度,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除了文革最初两三年的混乱之外,当时的经济还是在增长的。只不过这种增长本身是有问题的就是了。

洪:改革总会有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那当时改革的必要性,或者说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是什么?

孙:哈佛大学有个教授叫Perkins,对中国经济很有研究。他有一个解释:虽然当时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明显的虚假成分,但即使去掉其中的水分,仍然可以认定当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问题是,当时的增长模式没法维持,这种增长模式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大量的资金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投入,低产出。文革后之所以不得不进行改革,就是这些能够维持原有发展模式的条件越来越差,不能持续。

洪:您同意他的这种解释吗?也就是说,原来的发展模式无法维持才导致了改革的发生?

孙:Perkins的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提出了第三种解释。我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旧体制处理代价的空间基本被用尽。任何体制都得有能处理其模式代价的空间,但在文革后期的时候,其这种空间已经基本被用尽了。比如说,在过去,农村一直是处理这种代价的空间,但到改革前,农村这个空间已经基本用尽了。当时大量知青上山下乡,也是用农村来处理代价,但当时人们已经不接受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时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以知青及其家人为主,中国改革为什么从农村开始,从就业突破。

洪:您这个解释很有新意。但我们知道,改革的驱动力与现实的改革行动还是两回事。您前些天也谈到,现在其实也出现了改革初期的改革需求。但您同时也强调,这只是一种客观的需求而已。那客观的改革需求变成现实的改革行动,还需要什么条件?

孙:压力能否变成变革的行动,取决于改革意愿与改革意识能否形成。而这与社会中的思想资源有关。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资源,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如下两点。第一是真心地承认落后。其实,承认落后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氛围浓重的情况下。但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即前任领导人的去世带来的领导层更替,使得这一点要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第二是对世界及自身的判断有明确的坐标和变革的方向。就此而言,改革的意向及相关理论的形成,与对外开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洪:我看有关改革的讨论,有人特别强调开放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改革看作是开放的配套措施。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孙:如果抽离具体背景说改革是开放的配套措施,我不是很认同。因为改革首先是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要求,自身的需求,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改革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寻找出路和解决办法的过程。

但我认为,开放在中国的改革中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外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变革的方向和外部条件。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过程。只要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就知道这个融入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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