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50：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零碳图景

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全世界需要把全球变暖幅度在工业化前水平基础上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范围内，且应将其尽可能控制在 1.5 摄氏度范围内。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已在多个领域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幅度达到 2 摄氏度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包括对水资源、土地利用、粮食生产和人类健康的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它敦促世界各国致力于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全世界需要把全球变暖幅度在工业化前水平基础上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范围内，且应将其尽可能控制在 1.5 摄氏度范围内。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已在多个领域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变暖幅度达到 2 摄氏度将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包括对水资源、土地利用、粮食生产和人类健康的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它敦促世界各国致力于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

能源转型委员会（ ETC）是一个全球性联盟，其成员包括来自能源领域的各部门公司和机构，包括能源生产商、能源用户、设备供应商、投资者、非盈利组织和学术组织等。能源转型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名单在本文的第II页，他们均支持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理想的 1.5 摄氏度以内，至少也要低于2摄氏度。为了实现这一气候目标，世界经济需要在本世纪中叶左右达到净零碳排放。ETC 认为，具体的目标应该是所有完全发达的经济体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发展中国家到206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我们在两部重要报告中阐述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 在2017年4月发布的《更好的能源，更大的繁荣》报告中，我们描述了全球经济脱碳的总体路径，并特别指出，建立一个可再生能源占比高达 85%，且成本可与化石燃料发电完全竞争的电力系统是可行的。世界将可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地建设零碳电力系统。

● 在2018年12月发布的《可完成的任务》报告中，我们指出，对重工业（尤其是钢铁、水泥和石化部门）、长途运输（卡车运输、航空和船运）等所谓“难脱碳”经济部门进行脱碳也是可行的。这两份报告共同表明，打造零碳经济不仅是技术可行的，而且如果现在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到本世纪中叶实现这一目标对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影响将是非常小的（约为 1%）。今年 12 月，ETC 将综合这两份报告的发现，发布全球零碳经济发展路径的最新概述。

ETC 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以发现和推动所需的具体公共政策行动及私人投资，以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可行目标。我们在欧盟和印度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在澳大利亚发起了新的倡议，并在全球范围内与各个“难脱碳”部门合作展开具体倡议行动。ETC 于今年 4 月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致力于将中国打造成脱碳行动中的重要成员，并为中国能源转型相关议题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的碳排放在2003年和2006年先后超过欧盟和美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8 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 92 亿吨，占全球总量的 28%。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众多且在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有关。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了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并使得推动中国成为了一个主要净出口大国。这也使得中国人均消费碳排放量2增长到与欧盟相当，且已是美国的 45%。中国到 2050 年将实现现代化目标，经济发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和所有发达经济体一样从现在开始探索净零碳排放路径，否则全球将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更不用说实现1.5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中国政府已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框架内做出承诺，将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并确保碳排放在 2030 年左右达峰。目前，更具雄心的目标正在讨论当中，更多行动也正在展开。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基于全球2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

中国政府已在《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框架内做出承诺，将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并确保碳排放在 2030 年左右达峰。目前，更具雄心的目标正在讨论当中，更多行动也正在展开。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基于全球2摄氏度温升控制目标的要求，制定更加雄心勃勃且技术和经济上均可以实现的2050年低碳发展战略目标。因此，ETC 决定描绘一幅中国 2050 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可能图景，以此作为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开始。为此，我们与我们的成员单位落基山研究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共同开展了此项研究。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令世人瞩目，在2018年之前的30年里，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5%。但如图表2-1所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 PPP）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仍仅为美国水平的25%（按市场汇率MER计算则为15%），中国仍有巨大的快速增长潜力，有望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赶上发达经济体。面向未来，中国已公布的长期发展目标，包括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3，上述目标意味着：

●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 GDP 达到美国水平的60%。

● 到 2050 年全面实现现代化，人均 GDP 达到美国水平的70%。考虑到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 4 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到那时将达到美国的大约2.5-3倍。

中国正全力以赴朝以上目标奋进，由此带来的中国生活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将对未来能源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公路、铁路、航空运输需求将快速增长，中国人民在建筑供暖和制冷等领域追求与富有发达国家相同的舒适度水平。这些变化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加以讨论。然而，在生产和投资方面，中国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在某些方面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特别是:

● 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口很可能从目前约14.2亿的基础上在2020年代末达到约14.4亿的峰值，然后预计将缓慢下降至 2050 年的 13.6 亿(1)。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新建筑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将大幅下降，就像日本过去30年发生的情况一样。

● 未来 10 至 15 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继续为这些投资提供支持。但到 2030 年代中期，这一进程将接近完成。城市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50%，到 2019 年已达到 60%（比 2020年的目标提前 1 年），最迟到 2030 年将达到 70%，并在 2030年代期间达到发达国家75-80%的一般水平。随着城市化步伐放缓，钢铁和水泥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

●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维持巨额经常项目盈余的能力（制造业产能远远超过国内需求）将不可避免地下降。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可以运行占 GDP 百分比非常大的经常盈余，但洲际规模的经济体是不可能这样的。作为对这些长期结构性变化的反应，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五年里已经见证了投资率的实质性下降，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等于经常账户盈余4）越来越小，以及消费支出占GDP 比例的不断增加（图表 2-2）。但由于投资率仍然超过GDP的40%，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不用说发达经济体，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十年仍有很大的下降潜力。

决定中国未来能源需求总量和结构的一个关键因素将是中国经济继续向工业倾斜的程度。如图表 2-3 所示，工业（包括重工业、一般制造业和建筑业）在 2016 年占中国经济增值总量的 39.9%，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28%-29%的份额，更不用说英国和美国的18%-20%。

多项预测认为，中国工业占经济总量份额将在 2050 年前继续保持在 38% 的水平左右，而对能源需求的预测有时也反映了这一假设。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鉴于以下因素，这一比例将会降至甚至低于日本和德国的水平：

●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 2050 年的国内需求会比今天的日本和德国更倾向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而非服务业）。

● 作为一个洲际规模的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将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维持在德国目前8%的水平。

因此，长期趋势必然是工业占GDP的比例显著下降。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行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得到中国重工业出口的支持，这种趋势可能会被推迟。但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发达的富裕经济体，其经济结构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当前富裕的发达国家相似。这种基础设施投资不可避免的下降将对钢铁和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能源需求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内容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讨论。一般制造业将继续增长，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将日益侧重于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往往会对电力有更高需求，而不是某些重工业对高温热力的需求。信息和通信技术也将在中国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而再次产生巨大的额外电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