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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中国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江淳纵横
2024-10-01

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美俄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近代史上中国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一战中国劳工:几乎被遗忘的14万中华儿郎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而不会百依百顺。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的新兴强国德日——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准备奔赴欧洲战场的中国劳工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巴黎和会至少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甚至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

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美俄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载《南方周末》节选,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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