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小说的危机

Walter Benjamin 暴风骤雨 2023-03-21

小说的危机

瓦尔特·本雅明著，李茂增译

选自《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

从史诗的角度看，生存是一片海洋。再没有比海洋更像史诗的了。当然，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面对海洋——比如，躺在沙滩上，听浪花拍岸，或者收集被海水冲上来的贝壳。史诗作者正是这么做的。你也可以泛舟海中。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或者压根儿什么目的也没有。你可以扬帆出海，渐行渐远，此时你的视野中将不再有陆地，只有海天一际。这正是小说家之所为。小说家是彻头彻尾的孤独、沉默之人。史诗之人给人的只有安宁。史诗中，人们在一天的劳作之后，便开始休息；他们聆听、做梦、收集。小说家则将自己与人群及其活动隔离开来。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这个孤独之人已不再会用模范的方式说出他的休戚，他没有忠告，也从不提忠告。所谓写小说，就意味着在表征人类存在时把不可测度的一面推向极端。只需想一想荷马和但丁的作品，就会明白小说和真正的史诗的区别。作为史诗素材的口头传说有别于作为小说素材的“现货”。小说和所有其他散文——民间故事、传奇、谚语、趣闻——的区别正在于，小说既不起源于传说，也不汇流其中。这也是小说和讲故事最主要的区别，后者是散文传统中对史诗形式的最完美的继承者。毋庸讳言，小说阅读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全部生活，人类的内心日趋沉默，小说阅读的泛滥正是罪魁祸首，同样，正是小说阅读的泛滥彻底地杀死了讲故事的传统。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听到，一位天生的讲故事者批驳小说家的这番话：“我也不想说什么，把史诗从书本中解放出来……是大有裨益的——首先对语言是大有裨益的。书籍本身就意味着真正的语言的死亡。最重要的是，语言的创造力根本就不承认只会书写的史诗作者。”福楼拜永远写不出这样的话。这是德布林的文章。在普鲁士艺术学院的第一部《文学年鉴》中，他对此做了全面透彻的分析；他的《史诗作品的结构》是关于小说危机的最优秀的文献，它是有感于现在随处可见甚至在戏剧中也可见到的史诗复兴而写的。任何人只要仔细地思考一下德布林的这篇讲稿，就无需再费心劳神地去考察小说危机的外在表现，思考如何支持真正的史诗。传记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泛滥也就不再会让他惊恐不安。理论家德布林没有受到危机的影响，他超越了这场危机，并且探究了危机的原因。他的最新作品表明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

不妨将德布林与安德雷·吉德的新著《伪造者日志》所表达的立场做一个比较，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了。《伪造者日志》同样毋庸置疑，同样清晰准确，同样直指现实，但是却处处与德布林的观点针锋相对。在两位批评家的论争中，史诗的当代状况被尖锐地表达了出来。在这篇针对其最新小说的自传式评论中，吉德阐明了其“纯小说”的理论。他用可以想象到的最为纤巧玄虚的手法，排除了一切直白的、线性的、铺陈的叙事手法(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史诗的重要特征)，为的是支持独特的、纯小说的(在这篇文章中也叫做“浪漫的”)手法。人物对被描述的事物的态度，作者对人物、对自己的技巧的态度，都必须写进小说。简言之，所谓“纯小说”实际上是纯粹的内在性；它不承认任何的外在性，因此堪称纯粹的史诗方法——即叙事——最极端的反面。与德布林的观点截然相反，吉德理想中的小说乃是纯粹的写作。他大概是福楼拜的最后一位支持者。没有人会奇怪，德布林在讲演中对福楼拜的成就作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为严厉的批判。“当我建议这些作者，应该大胆地将抒情的、戏剧的甚至沉思的成分都引入到他们的叙事中时，他们一定会绝望地举起双手。但是我会坚持下去。”

他不遗余力地推行自己的方案，这从众多读者对最新出版的这本书的困惑中便可见一斑。的的确确，现在，叙事很少被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过。浪潮一般的事件和沉思将读者一扫而光，将读者的乐趣破坏至如此程度，确实非常罕见，读者也从来不曾被喷涌而出的实实在在的口语浇得如此透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一些专门术语，如内心对白(dialogue interieue)，或者需要读者求助于詹姆斯·乔伊斯。事实上，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本书风格的主导原则是蒙太奇。小资产阶级的印刷物、丑闻与谣言、离奇的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各种煽情事件、民谣俚曲、广告，全都汇聚于这一文本之中。蒙太奇炸碎了小说的框架结构，从风格和结构两方面炸掉了小说的各种限制，为新史诗的可能性开辟了道路。首先，是从形式上。蒙太奇的材料绝不专制，真正的蒙太奇以档案为基础。在此次针对艺术作品的狂热的斗争中，达达主义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日常生活招募进了自己的同盟。蒙太奇第一次宣布了真实的权威性，尽管还有一点不太确定。电影适逢其时地被发明出来，仿佛正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蒙太奇似的。这里，蒙太奇第一次被用作叙事手法。《圣经》中的诗篇、统计表以及畅销歌曲的歌词，都是被德布林用来称道真实的叙事的事物。它们相当于传统史诗中被固定下来的诗歌形式。

蒙太奇的结构是如此厚密(dense)，以至于我们很难听到作者的声音。在每一章中，他都在开篇为自己保留了一种街谣式的用以点题的格言；另一方面，他又从来不刻意让他的声音被听到。(尽管他注定要在结尾的时候说出自己的话。)在贸然向角色发出任何挑战之前，他总要追踪他们，路程之远让人吃惊。他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接近事物，就像史诗作者最惯常的那样。所有发生的事情——哪怕是突然发生的事情——都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这种态度，得益于柏林方言赋予他的灵感——柏林方言总是迈着轻松的步伐前行。柏林人像鉴赏家那样说话，他们对事物被言说的方式情有独钟。他乐在其中。不管他是在诅咒发誓，捉弄嘲笑，还是在威胁恐吓，他都在享受，就像他吃早饭是在享受一样。格拉斯布雷纳(Glassbrenner)戏剧性地为柏林话的品质增添了光彩。这里指的是它那史诗式的深邃。比博科普夫的生活之船负载沉重，但并没有搁浅。该书是柏林方言的纪念碑，因为叙事者从来不试图将我们基于任何宗教忠诚而对这座城市产生的同情抒写进去。他在柏林的内部说话。它是他的传声筒。方言是他借以推翻旧小说内向品性的诸多力量之一。该书绝不内向。它有自己的德性，一种甚至对柏林人来说也不无关系的德性。(蒂克的《亚伯拉罕·托涅利》早已将柏林方言的力量释放了出来，但是迄今还没有人试图对它进行治疗。)

看来有必要去看看为弗兰兹·比博科普夫进行的治疗。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且慢，为什么小说要叫《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而《弗兰兹·比博科普夫的故事》却只是被用作副标题?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又是什么?它是这样一个地方，最近两年，最为剧烈的变化都发生在那里；挖掘机和手提钻一刻不停地在那里工作；由于挖掘机和手提钻的轰鸣，由于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和地下铁，那里的地表在震颤；相比于其他地方，大都市的内脏以及环绕Georgenkirchplatz的后院在那里被裸露的程度更甚；在那里，建于19世纪90年代的街区努力地想要与环绕Marsilius大街(那里，移民警察局被挤进了廉租区)和皇家大街(夜间，无赖们便在那里游荡)、原汁原味的迷宫和谐共处。它不是工业区；首先是商业区——小资产阶级的商业区。这时，产生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否定，那些从失业者身上榨取油水的骗子。比博科普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从特格尔监狱出来，找不到工作；有那么一阵子，他表现得令人尊敬，试着在街角卖些东西，然后放弃，随即加入了Pums帮。他的生活半径不超出一千米。亚历山大广场统治了他的存在。一个残暴的摄政者，如果你喜欢这么叫的话。一个独断的君王。因为读者忘记了他周围的一切，试图在那个空间内部来感受他的生活，而在这之前，他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一切都是那么不同，都和读者从桃花心木的书架中取书时的期望不同。这并不是那种类似“社会小说”的感觉。没有人睡在树下。他们都有一间屋子。你也看不到他们是如何找房子的。似乎第一个月，亚历山大广场周围的地区就不再恐怖。这些人无疑是悲惨的(elend)。但他们的悲惨仅止于他们的房间。这意味着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

它有两层含义，广义和狭义。就广义而言，不幸实际上并不像小莫里茨所想象的那样。真正的悲惨，至少——与你在梦魇中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它并不仅仅指人们不得不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它还是某种对贫穷和悲惨都有效的东西。即使它的代理人(agent)，爱情和酒精，有时也会反叛。没有什么比你在某段时间不能忍受悲惨更糟糕的了。本书中，不幸向我们展示了其欢快的一面。它和你在同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但是并不打断谈话。你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境，继续享受时光。这是真理，然而新的底层的自然主义者却拒不承认。因此伟大的讲故事者不得不帮助它赢得信任。据说比悲惨更让列宁痛恨的只有一件事情：与之妥协。的确，这中间有某种资产阶级的东西——不仅是就不修边幅之类琐屑的含义而言，而且是就大范围的智慧的意义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布林的故事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在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主要不是在意识形态和意图上，而是在特定的方式上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在这里再次发现的是，在消遣性的形式中，在一种不可灭绝的力量中，查尔斯·狄更斯的魔力获得了再生。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资产阶级和罪犯一拍即合，因为他们的兴趣(不管他们彼此多么反感对方)完全一致。骗子们的世界和资产阶级的世界是一样的。弗兰兹·比博科普夫那通往皮条客和小资产阶级的道路无非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英雄化的变形。

我们可以回应“纯小说”理论了：小说就像海洋。纯粹的唯一来源是盐。那么，本书的盐是什么?在史诗中，盐就像一块矿石：当事物和它熔炼在一起时，它可以延续它们的生命。不同于其他文学类型，持续性是史诗写作最重要的标准。并非在时间中持续，而是在读者中持续。真正的读者阅读史诗是为了保存它。毫无疑问，就本书而言，读者将保存两件事情：胳膊的故事和米尔兹(Mieze)的事迹。为什么比博科普夫会被扔到汽车轮下，丢掉了一只胳膊?为什么他的女朋友从他身边被抓走并被杀害?答案早在第二页就可找到。“因为他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面包和黄油。”也就是说，他要的不是丰足的食物，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某种糟糕得多的东西。他的大嘴觊觎的是某种不切实际的东西。参透命运的渴望消耗着他——参透命运乃是他想要的东西。这个人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寻找麻烦；因此，毫不奇怪，麻烦总是找上门来。他究竟如何用整个一生满足了参透命运的渴望，如何学会了满足于面包和黄油——简言之，他是如何由骗子而圣贤的——乃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灵魂(nature)。最后，弗兰兹·比博科普夫失去了对命运的敏感；用柏林人的话说，他变成了一颗“聪明的脑袋”。德布林运用卓越的艺术手法，描述了这个伟大的、令人难忘的成长过程。就像犹太人在成年礼上才宣布孩子的第二个名字，而在此之前一直秘而不宣一样，德布林也给了比博科普夫第二个名字。从那以后，他便是弗兰兹·卡尔了。与此同时，在弗兰兹·卡尔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现在他是一家工厂的看门人的助手。我们不敢保证说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德布林的注意，尽管他始终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着他的主人公。关键是弗兰兹·比博科普夫不再是可效法的榜样了，他已经被扫进了小说人物的天堂。希望和回忆将在他的天堂，看门人那狭小的门房里，宽慰他生活中的失败。但是我们并没有随他进入他的天堂。这是主宰小说的法律：主人公刚刚学会如何帮助他自己，不再会帮助我们了。如果说这一真理是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展现出其最伟大也最无情的形式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将弗兰兹·比博科普夫的历史叫做骗子的“情感教育”。它是资产阶级成长教育小说最极端、最令人目眩，最后也是最高级的阶段。

【相关文章】